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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髓系白血病三线治疗的现状与未来方向

慢性髓系白血病三线治疗的现状与未来方向

  • 分类:白血病
  • 作者:编辑
  • 来源:互联网
  • 发布时间:2021-04-13 1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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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要描述】靶向BCR-ABL1的ATP竞争性酪氨酸激酶抑制剂(TKI)是治疗费城染色体(Ph)+ 慢性髓系白血病(CML)的主要药物。虽然TKI已经极大改善了CML患者的总体生存,但仍有很多患者会出现治疗失败,且治疗线数越多,预后越差。目前一线和二线CML治疗方案有明确的指南推荐,但是,无论NCCN指南、ELN指南还是中国指南,对三线及以上CML治疗尚无明确的标准方案和指导原则。三线TKI的选择取决于患者的合并症、既往不良事件(AE)、突变特征、药物相互作用和依从性,但治疗选择却相对有限。因此,对两种以上TKI耐药/不耐受的CML患者仍存在很大的未满足需求。 本文为大家盘点了后线CML的现有和在研药物,展望未来可能的治疗方向。 三线CML治疗现状 耐药:一线伊马替尼治疗5年时因耐药转换二线药物的比例为15%-20%[1],二线治疗的耐药率更高,60%-70%患者在治疗两年时不能达到主要分子学缓解(MMR)和完全细胞遗传学缓解(CCyR)[2]。许多CML患者有较高的疾病进展风险,且序贯使用的TKI越多,结局越差。 不耐受:由于脱靶效应,当前TKI存在长期毒性,接受≥2种TKI治疗的患者存在较高的不耐受风险。 突变:序贯使用TKI可导致耐药突变的出现,其中T315I突变会导致对除普纳替尼外的所有现有TKI耐药。在二线治疗中,T315I突变的总体发生率为2-14%,占二线BCR-ABL1所有突变的9-53%[3]。 治疗选择:在对二线治疗不耐受和耐药的病例中,缺乏良好获益的治疗选择。目前国际上常用的三线疗法包括普纳替尼(第三代TKI,未在中国上市)和高三尖杉酯碱(蛋白质翻译抑制剂,诱导荷瘤细胞BCR-ABL1凋亡)。根据ELN 2020建议,对于无显著心血管风险因素且对2代TKI耐药且无特定突变的患者,普纳替尼优于替代2代TKI。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allo-SCT)是对几乎全部TKI耐药/不耐受患者的一种选择。如果在诊断的第一年内进行,allo-SCT后的5年生存率为70%,一年以上则为60%。 指南:由于缺乏充分数据,指南中对于三线及以上治疗的推荐也并不明确。虽然各指南都建议了二线患者应转换三线治疗的时机(例如二线6个月或12个月 BCR-ABL1IS>10%),但这类建议的临床获益并没有被确证。指南没有明确规定三线及以上治疗的里程碑,但一般认为BCR-ABL1IS>1%或未达CCyR代表了治疗反应不佳,疾病进展风险较大。 2代TKI用于三线治疗:相关的研究主要为病例数较少的报告,显示长期结局较差。 3代TKI用于三线治疗:国际上已有泊舒替尼和普纳替尼获批用于三线治疗,其核心研究的疗效和安全性见表1。 表1. 泊舒替尼和普纳替尼的核心研究数据 三线CML在研药物 目前正在开发新的BCR-ABL1靶向疗法,重点关注三线和/或具有T315I突变的患者,因为这些患者的治疗选择有限、效果有限。目前在研的三线CML药物概况见表2。 表2. 在研三线BCR-ABL1靶向药物 HQP1351(olverembatinib)[6] HQP1351是一种具有T315I活性的3代TKI。 在I期试验中,分别有94.5%、81%和60.5%的患者达到完全血液学缓解(CHR)、主要细胞遗传学缓解(MCyR)和CCyR,37.2%获得MMR。值得注意的是,携带T315I突变的患者达到CHR、MCyR、CCyR和MMR的人数多于无突变的患者。 两项II期试验:在CC201中,分别有96.8%、75.6%、65.9%和48.8%的患者达到CHR、MCyR、CCyR和MMR。在CC202中,分别有60.9%、52.2%、26.1%的患者达到CHR、MCyR和MMR。在两项研究中,血小板减少是最常见的血液学治疗期间不良事件(TEAE),而最常见的非血液学TEAE是皮肤色素沉着。 PF-114[7] PF-114是另一种3代TKI,在结构上与普纳替尼相似,但进行了改良以避免抑制VEGF-R,努力将心血管毒性降至最低。 在一项包含51名患者的I/II期剂量探索研究中,最佳安全性和疗效剂量队列(300 mg QD)有11名患者。6/11名患者达到MCyR,4/11名患者达到MMR。研究中12名患者有T315I突变,其中3/12和4/12达到CHR和MCyR。11例接受≥400 mg QD的患者报告了3级皮肤毒性。 Vodobatinib(K0706)[8] Vodobatinib也是一种BCR-ABL1 TKI,但对T315I没有活性。 I期数据显示35名患者中,7名患者达到CCyR,4名患者保持CCyR。5名患者达到MMR,2名患者达到MR4.5。在方案修订后,研究排除了携带T315I突变的患者,该方案修订是由两名携带T315I突变的患者在研究的第一个周期中出现疾病进展所致。 Asciminib(ABL001)[9,10] Asciminib是一种新机制的BCR-ABL1抑制剂,机制名为特异性靶向ABL豆蔻酰口袋(Specifically Targeting the ABL Myristoyl Pocket, STAMP)。Asciminib以非ATP竞争性方式与ABL激酶的豆蔻酰口袋结合,因此与TKI具有不同的耐药特征,在对T315I突变有活性的同时,因豆蔻酰口袋的保守性使得脱靶效应得到了有效限制。因为与ATP竞争型TKI作用位点的互补性,Asciminib还可能与TKI协同作用,克服突变,降低TKI相关毒性。 I期试验中,在对≥2种TKI耐药或不耐受的患者中评价了asciminib单药治疗或与伊马替尼、尼洛替尼或达沙替尼联合治疗。探索出无T315I突变的患者推荐剂量为40 mg BID,T315I突变的患者推荐剂量为200 mg BID。 在无T315I突变的患者中,分别有92%、60%、54%的患者达到CHR、MCyR和CCyR。6个月和12个月时分别有24%和36%的患者达到MMR。 在T315I突变患者中,分别有88%、55%和41%的患者达到CHR、MCyR和CCyR。在6个月和12个月时,分别有21%和26%的患者达到MMR。 5种最常见的所有级别TEAE为疲乏(29.3%)、头痛(28.0%)、脂肪酶水平升高(26.7%)、关节痛(24.0%)和恶心(24.0%)。 正在进行的III期试验(ASCEMBL)中,将233例既往接受≥2种TKI治疗的CML-CP成人患者按2:1的比例随机分配,接受Asciminib 40mg BID(n=157)或Bosutinib 500mg QD(n=76)治疗。 第24周,Asciminib组和Bosutinib组的MMR率分别为25.5%和13.2%,达到了主要研究终点。第24周时的其他指标(ASC vs. BOS):MR4:10.8% vs. 5.3%,MR4.5:8.9% vs. 1.3%,CCyR:40.8% vs. 24.2%。 Asciminib组和Bosutinib组中≥3级AE的发生率分别为50.6%和60.5%。最常见的≥3级AE为血小板减少(17.3% vs. 6.6%)、中性粒细胞减少(14.7% vs. 11.8%)、腹泻(0% vs. 10.5%)和丙氨酸转氨酶水平升高(0.6% vs. 14.5%)。Asciminib组因不良事件而终止治疗的比例(5.8%)低于Bosutinib组(21.1%)。 其他非BCR-ABL靶向疗法[11] 几项正在进行的试验正在研究TKI联合各种其他药物的疗效,这些研究都旨在直接降低患者肿瘤负荷,对于后线CML患者具有一定意义,但有待更充分的数据验证。 这些联用药物包括:干扰素-α、PD-1/PD-L1抑制剂、噻唑烷二酮类、二肽基肽酶IV抑制剂、JAK/STAT抑制剂、Wnt/β-catenin抑制剂、脂质体反义寡脱氧核苷酸、TGF-β抑制剂、RAS抑制剂、雷帕霉素抑制剂、组蛋白去乙酰化酶抑制剂、去甲基化药物、极光激酶通路抑制剂和BCL-2抑制剂。 总结 三线及以上CML治疗存在耐药/不耐受率高、缺乏有效治疗选择(尤其是在中国)、缺乏明确指南指导等问题,正在开发的三线疗法主要集中在新的BCR-ABL1 TKI,并致力于解决现有3代TKI的一些主要问题(例如高心血管毒性);此外,也有新一类治疗机制的代表asciminib通过STAMP抑制机制发挥作用,在III期研究中总体疗效和安全性优于泊舒替尼,为CML治疗带来更多可能,可能有助于解决CML后期治疗中的关键未满足需求。

慢性髓系白血病三线治疗的现状与未来方向

【概要描述】靶向BCR-ABL1的ATP竞争性酪氨酸激酶抑制剂(TKI)是治疗费城染色体(Ph)+ 慢性髓系白血病(CML)的主要药物。虽然TKI已经极大改善了CML患者的总体生存,但仍有很多患者会出现治疗失败,且治疗线数越多,预后越差。目前一线和二线CML治疗方案有明确的指南推荐,但是,无论NCCN指南、ELN指南还是中国指南,对三线及以上CML治疗尚无明确的标准方案和指导原则。三线TKI的选择取决于患者的合并症、既往不良事件(AE)、突变特征、药物相互作用和依从性,但治疗选择却相对有限。因此,对两种以上TKI耐药/不耐受的CML患者仍存在很大的未满足需求。

本文为大家盘点了后线CML的现有和在研药物,展望未来可能的治疗方向。

三线CML治疗现状

耐药:一线伊马替尼治疗5年时因耐药转换二线药物的比例为15%-20%[1],二线治疗的耐药率更高,60%-70%患者在治疗两年时不能达到主要分子学缓解(MMR)和完全细胞遗传学缓解(CCyR)[2]。许多CML患者有较高的疾病进展风险,且序贯使用的TKI越多,结局越差。

不耐受:由于脱靶效应,当前TKI存在长期毒性,接受≥2种TKI治疗的患者存在较高的不耐受风险。

突变:序贯使用TKI可导致耐药突变的出现,其中T315I突变会导致对除普纳替尼外的所有现有TKI耐药。在二线治疗中,T315I突变的总体发生率为2-14%,占二线BCR-ABL1所有突变的9-53%[3]。

治疗选择:在对二线治疗不耐受和耐药的病例中,缺乏良好获益的治疗选择。目前国际上常用的三线疗法包括普纳替尼(第三代TKI,未在中国上市)和高三尖杉酯碱(蛋白质翻译抑制剂,诱导荷瘤细胞BCR-ABL1凋亡)。根据ELN 2020建议,对于无显著心血管风险因素且对2代TKI耐药且无特定突变的患者,普纳替尼优于替代2代TKI。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allo-SCT)是对几乎全部TKI耐药/不耐受患者的一种选择。如果在诊断的第一年内进行,allo-SCT后的5年生存率为70%,一年以上则为60%。

指南:由于缺乏充分数据,指南中对于三线及以上治疗的推荐也并不明确。虽然各指南都建议了二线患者应转换三线治疗的时机(例如二线6个月或12个月 BCR-ABL1IS>10%),但这类建议的临床获益并没有被确证。指南没有明确规定三线及以上治疗的里程碑,但一般认为BCR-ABL1IS>1%或未达CCyR代表了治疗反应不佳,疾病进展风险较大。

2代TKI用于三线治疗:相关的研究主要为病例数较少的报告,显示长期结局较差。

3代TKI用于三线治疗:国际上已有泊舒替尼和普纳替尼获批用于三线治疗,其核心研究的疗效和安全性见表1。

表1. 泊舒替尼和普纳替尼的核心研究数据



三线CML在研药物

目前正在开发新的BCR-ABL1靶向疗法,重点关注三线和/或具有T315I突变的患者,因为这些患者的治疗选择有限、效果有限。目前在研的三线CML药物概况见表2。

表2. 在研三线BCR-ABL1靶向药物



HQP1351(olverembatinib)[6]

HQP1351是一种具有T315I活性的3代TKI。

在I期试验中,分别有94.5%、81%和60.5%的患者达到完全血液学缓解(CHR)、主要细胞遗传学缓解(MCyR)和CCyR,37.2%获得MMR。值得注意的是,携带T315I突变的患者达到CHR、MCyR、CCyR和MMR的人数多于无突变的患者。

两项II期试验:在CC201中,分别有96.8%、75.6%、65.9%和48.8%的患者达到CHR、MCyR、CCyR和MMR。在CC202中,分别有60.9%、52.2%、26.1%的患者达到CHR、MCyR和MMR。在两项研究中,血小板减少是最常见的血液学治疗期间不良事件(TEAE),而最常见的非血液学TEAE是皮肤色素沉着。

PF-114[7]

PF-114是另一种3代TKI,在结构上与普纳替尼相似,但进行了改良以避免抑制VEGF-R,努力将心血管毒性降至最低。

在一项包含51名患者的I/II期剂量探索研究中,最佳安全性和疗效剂量队列(300 mg QD)有11名患者。6/11名患者达到MCyR,4/11名患者达到MMR。研究中12名患者有T315I突变,其中3/12和4/12达到CHR和MCyR。11例接受≥400 mg QD的患者报告了3级皮肤毒性。

Vodobatinib(K0706)[8]

Vodobatinib也是一种BCR-ABL1 TKI,但对T315I没有活性。

I期数据显示35名患者中,7名患者达到CCyR,4名患者保持CCyR。5名患者达到MMR,2名患者达到MR4.5。在方案修订后,研究排除了携带T315I突变的患者,该方案修订是由两名携带T315I突变的患者在研究的第一个周期中出现疾病进展所致。

Asciminib(ABL001)[9,10]

Asciminib是一种新机制的BCR-ABL1抑制剂,机制名为特异性靶向ABL豆蔻酰口袋(Specifically Targeting the ABL Myristoyl Pocket, STAMP)。Asciminib以非ATP竞争性方式与ABL激酶的豆蔻酰口袋结合,因此与TKI具有不同的耐药特征,在对T315I突变有活性的同时,因豆蔻酰口袋的保守性使得脱靶效应得到了有效限制。因为与ATP竞争型TKI作用位点的互补性,Asciminib还可能与TKI协同作用,克服突变,降低TKI相关毒性。

I期试验中,在对≥2种TKI耐药或不耐受的患者中评价了asciminib单药治疗或与伊马替尼、尼洛替尼或达沙替尼联合治疗。探索出无T315I突变的患者推荐剂量为40 mg BID,T315I突变的患者推荐剂量为200 mg BID。

在无T315I突变的患者中,分别有92%、60%、54%的患者达到CHR、MCyR和CCyR。6个月和12个月时分别有24%和36%的患者达到MMR。

在T315I突变患者中,分别有88%、55%和41%的患者达到CHR、MCyR和CCyR。在6个月和12个月时,分别有21%和26%的患者达到MMR。

5种最常见的所有级别TEAE为疲乏(29.3%)、头痛(28.0%)、脂肪酶水平升高(26.7%)、关节痛(24.0%)和恶心(24.0%)。

正在进行的III期试验(ASCEMBL)中,将233例既往接受≥2种TKI治疗的CML-CP成人患者按2:1的比例随机分配,接受Asciminib 40mg BID(n=157)或Bosutinib 500mg QD(n=76)治疗。

第24周,Asciminib组和Bosutinib组的MMR率分别为25.5%和13.2%,达到了主要研究终点。第24周时的其他指标(ASC vs. BOS):MR4:10.8% vs. 5.3%,MR4.5:8.9% vs. 1.3%,CCyR:40.8% vs. 24.2%。

Asciminib组和Bosutinib组中≥3级AE的发生率分别为50.6%和60.5%。最常见的≥3级AE为血小板减少(17.3% vs. 6.6%)、中性粒细胞减少(14.7% vs. 11.8%)、腹泻(0% vs. 10.5%)和丙氨酸转氨酶水平升高(0.6% vs. 14.5%)。Asciminib组因不良事件而终止治疗的比例(5.8%)低于Bosutinib组(21.1%)。

其他非BCR-ABL靶向疗法[11]

几项正在进行的试验正在研究TKI联合各种其他药物的疗效,这些研究都旨在直接降低患者肿瘤负荷,对于后线CML患者具有一定意义,但有待更充分的数据验证。

这些联用药物包括:干扰素-α、PD-1/PD-L1抑制剂、噻唑烷二酮类、二肽基肽酶IV抑制剂、JAK/STAT抑制剂、Wnt/β-catenin抑制剂、脂质体反义寡脱氧核苷酸、TGF-β抑制剂、RAS抑制剂、雷帕霉素抑制剂、组蛋白去乙酰化酶抑制剂、去甲基化药物、极光激酶通路抑制剂和BCL-2抑制剂。

总结

三线及以上CML治疗存在耐药/不耐受率高、缺乏有效治疗选择(尤其是在中国)、缺乏明确指南指导等问题,正在开发的三线疗法主要集中在新的BCR-ABL1 TKI,并致力于解决现有3代TKI的一些主要问题(例如高心血管毒性);此外,也有新一类治疗机制的代表asciminib通过STAMP抑制机制发挥作用,在III期研究中总体疗效和安全性优于泊舒替尼,为CML治疗带来更多可能,可能有助于解决CML后期治疗中的关键未满足需求。

  • 分类:白血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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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发布时间:2021-04-13 1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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靶向BCR-ABL1的ATP竞争性酪氨酸激酶抑制剂(TKI)是治疗费城染色体(Ph)+ 慢性髓系白血病(CML)的主要药物。虽然TKI已经极大改善了CML患者的总体生存,但仍有很多患者会出现治疗失败,且治疗线数越多,预后越差。目前一线和二线CML治疗方案有明确的指南推荐,但是,无论NCCN指南、ELN指南还是中国指南,对三线及以上CML治疗尚无明确的标准方案和指导原则。三线TKI的选择取决于患者的合并症、既往不良事件(AE)、突变特征、药物相互作用和依从性,但治疗选择却相对有限。因此,对两种以上TKI耐药/不耐受的CML患者仍存在很大的未满足需求。

本文为大家盘点了后线CML的现有和在研药物,展望未来可能的治疗方向。

三线CML治疗现状

耐药:一线伊马替尼治疗5年时因耐药转换二线药物的比例为15%-20%[1],二线治疗的耐药率更高,60%-70%患者在治疗两年时不能达到主要分子学缓解(MMR)和完全细胞遗传学缓解(CCyR)[2]。许多CML患者有较高的疾病进展风险,且序贯使用的TKI越多,结局越差。

不耐受:由于脱靶效应,当前TKI存在长期毒性,接受≥2种TKI治疗的患者存在较高的不耐受风险。

突变:序贯使用TKI可导致耐药突变的出现,其中T315I突变会导致对除普纳替尼外的所有现有TKI耐药。在二线治疗中,T315I突变的总体发生率为2-14%,占二线BCR-ABL1所有突变的9-53%[3]。

治疗选择:在对二线治疗不耐受和耐药的病例中,缺乏良好获益的治疗选择。目前国际上常用的三线疗法包括普纳替尼(第三代TKI,未在中国上市)和高三尖杉酯碱(蛋白质翻译抑制剂,诱导荷瘤细胞BCR-ABL1凋亡)。根据ELN 2020建议,对于无显著心血管风险因素且对2代TKI耐药且无特定突变的患者,普纳替尼优于替代2代TKI。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allo-SCT)是对几乎全部TKI耐药/不耐受患者的一种选择。如果在诊断的第一年内进行,allo-SCT后的5年生存率为70%,一年以上则为60%。

指南:由于缺乏充分数据,指南中对于三线及以上治疗的推荐也并不明确。虽然各指南都建议了二线患者应转换三线治疗的时机(例如二线6个月或12个月 BCR-ABL1IS>10%),但这类建议的临床获益并没有被确证。指南没有明确规定三线及以上治疗的里程碑,但一般认为BCR-ABL1IS>1%或未达CCyR代表了治疗反应不佳,疾病进展风险较大。

2代TKI用于三线治疗:相关的研究主要为病例数较少的报告,显示长期结局较差。

3代TKI用于三线治疗:国际上已有泊舒替尼和普纳替尼获批用于三线治疗,其核心研究的疗效和安全性见表1。

表1. 泊舒替尼和普纳替尼的核心研究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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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线CML在研药物

目前正在开发新的BCR-ABL1靶向疗法,重点关注三线和/或具有T315I突变的患者,因为这些患者的治疗选择有限、效果有限。目前在研的三线CML药物概况见表2。

表2. 在研三线BCR-ABL1靶向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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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QP1351(olverembatinib)[6]

HQP1351是一种具有T315I活性的3代TKI。

在I期试验中,分别有94.5%、81%和60.5%的患者达到完全血液学缓解(CHR)、主要细胞遗传学缓解(MCyR)和CCyR,37.2%获得MMR。值得注意的是,携带T315I突变的患者达到CHR、MCyR、CCyR和MMR的人数多于无突变的患者。

两项II期试验:在CC201中,分别有96.8%、75.6%、65.9%和48.8%的患者达到CHR、MCyR、CCyR和MMR。在CC202中,分别有60.9%、52.2%、26.1%的患者达到CHR、MCyR和MMR。在两项研究中,血小板减少是最常见的血液学治疗期间不良事件(TEAE),而最常见的非血液学TEAE是皮肤色素沉着。

PF-114[7]

PF-114是另一种3代TKI,在结构上与普纳替尼相似,但进行了改良以避免抑制VEGF-R,努力将心血管毒性降至最低。

在一项包含51名患者的I/II期剂量探索研究中,最佳安全性和疗效剂量队列(300 mg QD)有11名患者。6/11名患者达到MCyR,4/11名患者达到MMR。研究中12名患者有T315I突变,其中3/12和4/12达到CHR和MCyR。11例接受≥400 mg QD的患者报告了3级皮肤毒性。

Vodobatinib(K0706)[8]

Vodobatinib也是一种BCR-ABL1 TKI,但对T315I没有活性。

I期数据显示35名患者中,7名患者达到CCyR,4名患者保持CCyR。5名患者达到MMR,2名患者达到MR4.5。在方案修订后,研究排除了携带T315I突变的患者,该方案修订是由两名携带T315I突变的患者在研究的第一个周期中出现疾病进展所致。

Asciminib(ABL001)[9,10]

Asciminib是一种新机制的BCR-ABL1抑制剂,机制名为特异性靶向ABL豆蔻酰口袋(Specifically Targeting the ABL Myristoyl Pocket, STAMP)。Asciminib以非ATP竞争性方式与ABL激酶的豆蔻酰口袋结合,因此与TKI具有不同的耐药特征,在对T315I突变有活性的同时,因豆蔻酰口袋的保守性使得脱靶效应得到了有效限制。因为与ATP竞争型TKI作用位点的互补性,Asciminib还可能与TKI协同作用,克服突变,降低TKI相关毒性。

I期试验中,在对≥2种TKI耐药或不耐受的患者中评价了asciminib单药治疗或与伊马替尼、尼洛替尼或达沙替尼联合治疗。探索出无T315I突变的患者推荐剂量为40 mg BID,T315I突变的患者推荐剂量为200 mg BID。

在无T315I突变的患者中,分别有92%、60%、54%的患者达到CHR、MCyR和CCyR。6个月和12个月时分别有24%和36%的患者达到MMR。

在T315I突变患者中,分别有88%、55%和41%的患者达到CHR、MCyR和CCyR。在6个月和12个月时,分别有21%和26%的患者达到MMR。

5种最常见的所有级别TEAE为疲乏(29.3%)、头痛(28.0%)、脂肪酶水平升高(26.7%)、关节痛(24.0%)和恶心(24.0%)。

正在进行的III期试验(ASCEMBL)中,将233例既往接受≥2种TKI治疗的CML-CP成人患者按2:1的比例随机分配,接受Asciminib 40mg BID(n=157)或Bosutinib 500mg QD(n=76)治疗。

第24周,Asciminib组和Bosutinib组的MMR率分别为25.5%和13.2%,达到了主要研究终点。第24周时的其他指标(ASC vs. BOS):MR4:10.8% vs. 5.3%,MR4.5:8.9% vs. 1.3%,CCyR:40.8% vs. 24.2%。

Asciminib组和Bosutinib组中≥3级AE的发生率分别为50.6%和60.5%。最常见的≥3级AE为血小板减少(17.3% vs. 6.6%)、中性粒细胞减少(14.7% vs. 11.8%)、腹泻(0% vs. 10.5%)和丙氨酸转氨酶水平升高(0.6% vs. 14.5%)。Asciminib组因不良事件而终止治疗的比例(5.8%)低于Bosutinib组(21.1%)。

其他非BCR-ABL靶向疗法[11]

几项正在进行的试验正在研究TKI联合各种其他药物的疗效,这些研究都旨在直接降低患者肿瘤负荷,对于后线CML患者具有一定意义,但有待更充分的数据验证。

这些联用药物包括:干扰素-α、PD-1/PD-L1抑制剂、噻唑烷二酮类、二肽基肽酶IV抑制剂、JAK/STAT抑制剂、Wnt/β-catenin抑制剂、脂质体反义寡脱氧核苷酸、TGF-β抑制剂、RAS抑制剂、雷帕霉素抑制剂、组蛋白去乙酰化酶抑制剂、去甲基化药物、极光激酶通路抑制剂和BCL-2抑制剂。

总结

三线及以上CML治疗存在耐药/不耐受率高、缺乏有效治疗选择(尤其是在中国)、缺乏明确指南指导等问题,正在开发的三线疗法主要集中在新的BCR-ABL1 TKI,并致力于解决现有3代TKI的一些主要问题(例如高心血管毒性);此外,也有新一类治疗机制的代表asciminib通过STAMP抑制机制发挥作用,在III期研究中总体疗效和安全性优于泊舒替尼,为CML治疗带来更多可能,可能有助于解决CML后期治疗中的关键未满足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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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军教授:砥砺前行,为患者争取长久生存,共商良策,为患者谋取最大福祉 2024-02-01
近年来,白血病、淋巴瘤和骨髓瘤等领域的基础与临床研究取得了巨大的进展,为血液肿瘤的治疗带来了革命性的突破。为促进我国淋巴瘤和骨髓瘤学科更加繁荣的发展,搭建融合不同学术思想、为医学发展服务、为医患服务的综合交流平台,提高淋巴瘤、骨髓瘤医务工作者的诊疗水平,“中国临床肿瘤学会(CSCO)白血病专家委员会、淋巴瘤专家委员会及骨髓瘤筹备委员会工作会议暨2024年CSCO血液及淋巴瘤、骨髓瘤疾病学术大会”于2024年1月26-28日在海口线下举办。会议期间,医脉通特邀本次大会主席之一哈尔滨血液病肿瘤研究所马军教授接受采访,谈谈本次大会的中心主旨和对我国血液肿瘤领域未来的展望。   作为本次大会的主席之一,我非常期待这次的会议。本次大会致力于提供一个高质量的学术交流平台。通过面对面的方式,与大家分享国内外的经验和学术报告,来了解最新的白血病、淋巴瘤和骨髓瘤治疗方法和药物。 特别值得期待的是创新药物专场,我们邀请了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以及药品安全监管司的老师和政府官员参加会议,他们将为我们提供关于血液肿瘤领域创新药物,包括细胞治疗和基因治疗的意见和指导。 此外,我们还邀请了跨国公司、民族企业、生物公司和不同领域的专家参与会议,以形成医药一家、医患一家、医政一家共同合作的局面。我们相信,只有三方齐心协力,才能真正实现本次会议的核心目标,即为患者的利益而奋斗。 今年,我们将根据白血病专家委员会和淋巴瘤专家委员会的工作总结,制定2024年的工作计划。以患者为中心的工作计划,主要宗旨是推动患者的规范化治疗,这是2024年的重要工作计划。今年,我们将通过巡讲走基层的方式,全面推动患者的全程化管理。同时,将新药的介绍和临床试验的介绍结合起来,旨在为血液病和淋巴瘤亚专科的医生提供标准化治疗方案,并促进药物创新的转化。在推动患者规范化治疗的过程中,我们将积极推动基础医学和临床医学的互相结合。通过加强学术研究和合作,我们将为更多创新药物在白血病、骨髓瘤和淋巴瘤等领域中的应用提供支持。 我们对血液肿瘤领域的研究已经进入第五代,对于这个领域的发展,我对中青年医务工作者寄予了厚望,希望他们能够接过接力棒,能够充满激情和责任心的投身于血液肿瘤的研究,继续在这条艰辛的长征路上前行。我们的目标是使中国的血液肿瘤研究与国际接轨,并与国际同行,为血液肿瘤患者争取更长的生存和最佳的临床效果而不懈努力。
陈苏宁教授解读阿伐曲泊帕治疗急性白血病化疗相关性血小板减少症的疗效及安全性 2024-02-01
化疗相关性血小板减少症(CIT)为化疗常见的不良反应,其发生率与肿瘤类型、治疗方案和化疗周期等有关1。蒽环类药物和阿糖胞苷是急性白血病常用的化疗药物,具有较强的骨髓抑制毒性。因此,急性白血病患者的骨髓抑制通常较实体肿瘤更为严重,CIT往往达到3~4级2。 在近期闭幕的第65届美国血液学会(ASH)年会上,新一代小分子促血小板生成素受体激动剂(TPO-RA)阿伐曲泊帕治疗急性白血病化疗相关性血小板减少症的最新研究3数据公布,验证了其在血液肿瘤CIT治疗中的疗效与安全性。现特邀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陈苏宁教授对研究结果进行精彩解读和点评。 研究背景 CIT是急性白血病患者常见的治疗并发症,会导致患者的出血风险增加和预后不良,现有治疗策略主要为血小板输注、重组人白细胞介素-11(rhIL-11)和重组人血小板生成素(rhTPO),但上述治疗方案仍存在一定局限性,部分患者治疗效果并不理想。因此,CIT的治疗仍面临着较多挑战。 阿伐曲泊帕是新一代TPO-RA,在美国、欧洲和中国已获批用于治疗择期行诊断性操作或者手术的慢性肝病相关血小板减少症的成年患者;此外,在美国和欧洲还被批准用于治疗对既往治疗反应不佳的成人慢性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症患者。本研究旨在确定阿伐曲泊帕治疗急性白血病化疗后血小板减少症的疗效和安全性,为该药物在临床中的应用提供更多循证医学证据。 研究方法 研究收集了24例发生3/4级CIT的急性白血病患者的临床资料(第3-28天)。所有患者均口服阿伐曲泊帕治疗,剂量为40mg/d。当患者的血小板计数<20×109/L或发生出血事件时,予以血小板输注。当患者达到完全缓解(CR),即血小板计数增加至>100×109/L或较基线水平增加>50×109/L,则停止使用阿伐曲泊帕。 研究结果 24例CIT患者的中位年龄为38岁,其中14例患者被诊断为急性髓系白血病(AML),9例患者被诊断为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ALL),1例患者被诊断为混合表型急性白血病(MPAL)。 AML患者的化疗方案包括地西他滨联合维奈克拉、地西他滨联合阿糖胞苷、三氧化二砷联合维甲酸、阿扎胞苷联合维奈克拉、阿扎胞苷联合中等剂量的阿糖胞苷。ALL患者的化疗方案包括CD19特异性CAR-T细胞治疗、地西他滨、贝林妥欧单抗、IVP方案(伊达比星、长春地辛和泼尼松)、阿扎胞苷联合维奈克拉和西达本胺。MPAL患者化疗方案为地西他滨联合维奈克拉。 基线时,10例患者发生了3级CIT,14例患者发生了4级CIT,最低血小板计数的中位数为19×109/L。 治疗期间,14例患者接受了血小板输注。达到CR的中位时间为6天,无患者因不良反应或对药物不耐受而停止治疗。 与使用阿伐曲泊帕治疗前相比,治疗后患者的血小板计数显著提升(P=0.0001)。 停药7天后,22例(91.67%)患者的最佳血小板计数达CR标准。 研究结论 阿伐曲泊帕可有效增加急性白血病患者化疗后的血小板计数,且安全性良好,是CIT患者的有效治疗选择。 陈苏宁教授点评 CIT为常见的化疗相关性血液学不良反应,可增加出血风险、延长住院时间、增加医疗费用,导致化疗剂量强度降低、时间推迟、甚至治疗中止,从而影响抗肿瘤疗效,不利于患者的长期生存1。《中国肿瘤化疗相关性血小板减少症专家诊疗共识(2019版)》指出1,CIT预防和治疗的主要措施为输注血小板和给予促血小板生长因子(rhIL-11、rhTPO)。然而,血小板输注易增加感染传染性疾病的风险,或使患者体内产生血小板抗体,导致输注无效或输注后免疫反应4。rhTPO和rhIL-11虽然可以减轻化疗后血小板计数下降的程度,减少血小板输注的次数,但rhTPO可能产生中和抗体;rhIL-11易造成心脏毒性等不良事件4,且二者均为皮下注射,长期应用会降低患者的依从性5。因此,临床亟待寻求给药方式更为便捷且安全有效的促血小板生成药物。 阿伐曲泊帕是新一代口服TPO-RA,通过与TPO受体跨膜区结合,激活人体内TPO受体,刺激信号转导并模拟TPO的生物学效应,提升血小板计数5。其次,口服给药能减少患者的住院时间和频繁往返医院的次数,可更好地满足院外管理需求;同时,因其分子结构中不含金属离子螯合基团,故不受饮食限制,可与餐同服,患者依从性高6。此外,该药物不含潜在肝毒性基团,无肝脏相关不良事件的发生风险,安全性良好7。既往已有研究结果表明阿伐曲泊帕在CIT的治疗中显示出良好的疗效,展现出了较大的临床应用潜力1,8。本研究结果显示,阿伐曲泊帕可有效提升急性白血病患者化疗后的血小板水平,且安全性、耐受性良好,证实了以往的研究结果。 综上所述,阿伐曲泊帕为急性白血病并发CIT的患者提供了高效、安全、便利的治疗选择,在CIT防治领域的应用前景广阔。未来,希望研究者们能针对更多的瘤种和更多的患者展开前瞻性研究,进一步验证阿伐曲泊帕为CIT群体带来的获益。
张磊教授:ITP二线治疗“欣”进展,助推临床疗效“欣”提升 2024-02-01
原发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症(ITP)是一种获得性自身免疫性出血性疾病,以无明确诱因的孤立性外周血血小板计数减少为主要特点。60岁以上老年人是ITP高发人群,育龄期女性发病率略高于同年龄组男性,老年患者致命性出血发生风险明显高于年轻患者[1]。ITP主要发病机制是血小板自身抗原免疫耐受性丢失,导致体液和细胞免疫异常活化,共同介导血小板破坏加速及巨核细胞产生血小板不足。ITP的典型症状包括皮肤黏膜出血、瘀斑、牙龈出血、鼻出血和月经过多等,严重病例可能会出现呕血、黑便、血尿等症状,甚至颅内出血,部分患者无明显出血表现,仅在体检时发现血小板计数减少。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这为一线医务工作者指明了方向和思路,也为医疗学科建设和发展提出更高要求。ITP的治疗遵循个体化原则,在治疗不良反应最小化基础上提升血小板计数至安全水平,减少出血事件,关注患者健康生活质量[1],这对医务工作者深入研究ITP病理生理机制,探索不同靶点的新型药物及不同类型药物的联合治疗策略,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随着我国医疗水平的稳步提升,ITP诊疗领域的发展取得了长足发展,广大医务工作者始终牢记使命、恪尽职守,拓展科学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为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守护人民健康贡献力量。 本期“星访谈——医生说”系列访谈特邀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医院(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学研究所)张磊教授,就我国ITP诊疗原则及相关适应症临床研究成果进行深入的解读与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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