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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诊断APL患者入院早期死亡的特征和预测因素

新诊断APL患者入院早期死亡的特征和预测因素

  • 分类:医学进展
  • 作者:编辑
  • 来源:互联网
  • 发布时间:2021-08-24 1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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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要描述】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APL)是急性髓系白血病的一种特殊类型,患者常伴发与血小板减少和凝血功能障碍相关的严重出血。目前,包括三氧化二砷(As2O3)、全反式维甲酸(ATRA)和化疗的方案可使APL患者的完全缓解(CR)率达到90%-100%,长期生存率达到86%-97%。 出血是患者早期死亡(ED)的主要原因,白细胞(WBC)计数高、乳酸脱氢酶水平高、纤维蛋白原低、凝血酶原时间(PT)和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APTT)延长以及APL分化综合征(APL-DS)与严重出血相关,低纤维蛋白原血症引起的颅内出血(ICH)更为严重。此外,大型研究数据表明,延迟使用ATRA是导致ED的主要因素。 有研究者进行了一项回顾性研究,在这项研究中,研究者描述了口服As2O3治疗新诊断APL患者的入院ED发生率、特征和预后指标。小编将其主要内容整理如下,供广大读者参考。 研究方法 使用香港医院管理局的临床数据分析与报告系统检索于2007年1月1日至2020年4月30日在香港的18家公立医院就诊的新诊断APL患者的临床数据,包括疾病诊断、首次入院时间、性别、年龄、第一次ATRA给药时间、死亡时间以及死亡原因。同时还系统检索了基本实验室数据,包括全血细胞计数、PT、APTT、以及纤维蛋白原和D-二聚体的水平。 从2007年至2012年,诱导方案为ATRA(每天45mg/m2,持续42天)联合/不联合柔红霉素。从2013年起,诱导方案为ATRA和口服As2O3。 ED定义为就诊30天内死亡。30天生存期(Thirty-day survival)定义为30天内从诊断到死亡的天数。OS定义为从诊断到死亡或最后一次随访的时间。30天后OS定义为从就诊第31天到死亡或最后一次随访的时间。数据统计截止时间为2020年12月31日。主要研究终点为ED和30天生存情况,次要研究终点为OS和30天后OS。 研究结果 患者特征 在研究期间,共358例患者被诊断为APL,中位年龄为48(范围:1-97)岁。29例患者(8.1%)就诊时年龄<18岁。306例患者(85.5%)就诊于地区中心医院,52例患者(14.5%)就诊于香港唯一的APL四级转诊中心香港玛丽医院(QMH)。大多数患者在就诊时有凝血功能障碍,出现纤维蛋白原<1.5g、PT>16秒和APTT>40秒的患者分别占50.8%、28%和3.4%。 ED情况 287例患者(80.2%)在入院后24小时内给予ATRA治疗。56例患者(15.6%)发生ED,其中QMH有4例患者死亡(7.1%),其他地区中心医院有52例患者死亡(92.9%)。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患者从入院到第一次ATRA给药的中位时间为入院24小时内(范围:6-192小时),在地区中心医院和QMH就诊的患者中,从入院到第一次ATRA给药的时间没有显著的统计学差异(P=0.38)。 患者死亡的主要原因是ICH(25例患者,44.6%)、APL-DS相关并发症(非心源性肺水肿、肺出血和急性肾功能衰竭;23例患者;41.1%)和感染(8例患者;14.3%)。11例患者(3.1%)在入院2天内死亡(ICH,n=6;APL-DS,n=4;感染,n=1),22例患者(6.2%)在入院第3-7天死亡(ICH,n=12;APL-DS,n=8;感染,n=2),23例患者(6.4%)在入院第8-30天死亡(ICH,n=7;APL-DS,n=11;感染,n=5)。大多数死亡事件发生在50-59岁的患者中(n=16;28.6%),其次是60-69岁的患者(n=13;23.2%)。患者死亡的主要原因因年龄而异:<50岁患者主要为ICH,≥50岁患者主要为APL-DS相关并发症(P=0.003)。 多变量分析显示,与ED显著相关的因素包括男性(P=0.01)、白细胞计数≥10×109/L(P=0.03)、纤维蛋白原<1.5g/L(P=0.02)和入院>24小时给予ATRA(P<0.001)。 30天生存率 第2、7和30天的OS率分别为96.9%、90.8%和84.4%。在单变量分析中,较差的30天生存率与男性(P=0.02)、年龄≥50岁(P=0.01)、白细胞计数≥10×109/L(P<0.001)、PT≥16秒(P<0.001)、APTT≥40秒(P=0.02)、纤维蛋白原<1.5g/L(P=0.002)和入院>24小时给予ATRA显著相关。在多变量分析中,男性(P=0.01)、白细胞计数≥10×109/L(P=0.03)、纤维蛋白原<1.5g/L(P=0.02)和入院>24小时给予ATRA(P<0.001)仍然是显著的不良预后因素。 与在地区中心医院诊断的患者相比,在QMH诊断的患者的30天生存具有明显的改善趋势(HR:0.48;95% CI:0.16-2.21;P=0.11)。共35例患者(地区中心医院30例,QMH 5例)具有3个危险因素,包括男性、WBC≥10×109/L、纤维蛋白原<1.5g/L,其中13例死亡(均在地区中心医院)。 与2007年至2012年诊断的患者相比,2013年至2020年诊断患者的30天生存率存在显著的改善趋势(HR:0.69;95% CI:0.41-1.16;P=0.16)。研究者对延迟ATRA给药的影响也进行了亚组分析,在男性(HR:2.22;95% CI:1.10-4.54;P=0.03)、女性(HR:3.64;95% CI:1.54-8.56;P=0.03)、WBC计数>10×109/L(HR:3.79;95% CI:1.86-7.72;P<0.001)、WBC计数≤10×109/L(HR:2.32;95% CI:1.01-5.38;P=0.048)和纤维蛋白原<1.5g/L(HR:3.20;95% CI:1.62-6.29;P=0.001)的患者中,入院>24小时给予ATRA与较差的30天生存率相关(HR:2.22;95% CI:1.10-4.54;P=0.03)。在纤维蛋白原≥1.5g/L的患者中,入院>24小时给予ATRA不影响患者的30天生存率(P=0.20)。 OS率 中位随访47(范围:0-166)个月后,5年和10年OS率分别为68.6%和61.2%。在单变量分析中,较差的OS与男性(P=0.001)、年龄≥50岁(P<0.001)、白细胞计数≥10×109/L(P<0.001)和PT≥16秒显著相关(P=0.001)。在多变量分析中,男性(P<0.001)、年龄≥50岁(P<0.001)、白细胞计数≥10×109/L(P=0.004)仍然是显著的不良预后因素。 30天后生存率 5年和10年30天后生存率分别为81.3%和72.5%。在单变量分析中,较差的30天后生存率与男性(P=0.01)、年龄≥50岁(P=0.001)、白细胞计数≥10×109/L(P=0.002)和纤维蛋白原≥1.5g/L(P=0.02)显著相关。在多变量分析中,年龄≥50岁(P=0.001)、白细胞计数≥10×109/L(P=0.002)和纤维蛋白原≥1.5g/L(P=0.02)仍然是显著的不良预后因素。 研究结论 在该研究中,研究者评估了新诊断APL患者早期死亡的临床特征和危险因素,发现ATRA给药延迟和低纤维蛋白原血症是早期死亡的主要预测因素,因此早期给予ATRA(入院24小时内)和纠正凝血异常(包括低纤维蛋白原血症)是减少早期死亡发生的关键。

新诊断APL患者入院早期死亡的特征和预测因素

【概要描述】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APL)是急性髓系白血病的一种特殊类型,患者常伴发与血小板减少和凝血功能障碍相关的严重出血。目前,包括三氧化二砷(As2O3)、全反式维甲酸(ATRA)和化疗的方案可使APL患者的完全缓解(CR)率达到90%-100%,长期生存率达到86%-97%。

出血是患者早期死亡(ED)的主要原因,白细胞(WBC)计数高、乳酸脱氢酶水平高、纤维蛋白原低、凝血酶原时间(PT)和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APTT)延长以及APL分化综合征(APL-DS)与严重出血相关,低纤维蛋白原血症引起的颅内出血(ICH)更为严重。此外,大型研究数据表明,延迟使用ATRA是导致ED的主要因素。

有研究者进行了一项回顾性研究,在这项研究中,研究者描述了口服As2O3治疗新诊断APL患者的入院ED发生率、特征和预后指标。小编将其主要内容整理如下,供广大读者参考。

研究方法

使用香港医院管理局的临床数据分析与报告系统检索于2007年1月1日至2020年4月30日在香港的18家公立医院就诊的新诊断APL患者的临床数据,包括疾病诊断、首次入院时间、性别、年龄、第一次ATRA给药时间、死亡时间以及死亡原因。同时还系统检索了基本实验室数据,包括全血细胞计数、PT、APTT、以及纤维蛋白原和D-二聚体的水平。

从2007年至2012年,诱导方案为ATRA(每天45mg/m2,持续42天)联合/不联合柔红霉素。从2013年起,诱导方案为ATRA和口服As2O3。

ED定义为就诊30天内死亡。30天生存期(Thirty-day survival)定义为30天内从诊断到死亡的天数。OS定义为从诊断到死亡或最后一次随访的时间。30天后OS定义为从就诊第31天到死亡或最后一次随访的时间。数据统计截止时间为2020年12月31日。主要研究终点为ED和30天生存情况,次要研究终点为OS和30天后OS。

研究结果

患者特征

在研究期间,共358例患者被诊断为APL,中位年龄为48(范围:1-97)岁。29例患者(8.1%)就诊时年龄<18岁。306例患者(85.5%)就诊于地区中心医院,52例患者(14.5%)就诊于香港唯一的APL四级转诊中心香港玛丽医院(QMH)。大多数患者在就诊时有凝血功能障碍,出现纤维蛋白原<1.5g、PT>16秒和APTT>40秒的患者分别占50.8%、28%和3.4%。

ED情况

287例患者(80.2%)在入院后24小时内给予ATRA治疗。56例患者(15.6%)发生ED,其中QMH有4例患者死亡(7.1%),其他地区中心医院有52例患者死亡(92.9%)。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患者从入院到第一次ATRA给药的中位时间为入院24小时内(范围:6-192小时),在地区中心医院和QMH就诊的患者中,从入院到第一次ATRA给药的时间没有显著的统计学差异(P=0.38)。

患者死亡的主要原因是ICH(25例患者,44.6%)、APL-DS相关并发症(非心源性肺水肿、肺出血和急性肾功能衰竭;23例患者;41.1%)和感染(8例患者;14.3%)。11例患者(3.1%)在入院2天内死亡(ICH,n=6;APL-DS,n=4;感染,n=1),22例患者(6.2%)在入院第3-7天死亡(ICH,n=12;APL-DS,n=8;感染,n=2),23例患者(6.4%)在入院第8-30天死亡(ICH,n=7;APL-DS,n=11;感染,n=5)。大多数死亡事件发生在50-59岁的患者中(n=16;28.6%),其次是60-69岁的患者(n=13;23.2%)。患者死亡的主要原因因年龄而异:<50岁患者主要为ICH,≥50岁患者主要为APL-DS相关并发症(P=0.003)。

多变量分析显示,与ED显著相关的因素包括男性(P=0.01)、白细胞计数≥10×109/L(P=0.03)、纤维蛋白原<1.5g/L(P=0.02)和入院>24小时给予ATRA(P<0.001)。

30天生存率

第2、7和30天的OS率分别为96.9%、90.8%和84.4%。在单变量分析中,较差的30天生存率与男性(P=0.02)、年龄≥50岁(P=0.01)、白细胞计数≥10×109/L(P<0.001)、PT≥16秒(P<0.001)、APTT≥40秒(P=0.02)、纤维蛋白原<1.5g/L(P=0.002)和入院>24小时给予ATRA显著相关。在多变量分析中,男性(P=0.01)、白细胞计数≥10×109/L(P=0.03)、纤维蛋白原<1.5g/L(P=0.02)和入院>24小时给予ATRA(P<0.001)仍然是显著的不良预后因素。

与在地区中心医院诊断的患者相比,在QMH诊断的患者的30天生存具有明显的改善趋势(HR:0.48;95% CI:0.16-2.21;P=0.11)。共35例患者(地区中心医院30例,QMH 5例)具有3个危险因素,包括男性、WBC≥10×109/L、纤维蛋白原<1.5g/L,其中13例死亡(均在地区中心医院)。

与2007年至2012年诊断的患者相比,2013年至2020年诊断患者的30天生存率存在显著的改善趋势(HR:0.69;95% CI:0.41-1.16;P=0.16)。研究者对延迟ATRA给药的影响也进行了亚组分析,在男性(HR:2.22;95% CI:1.10-4.54;P=0.03)、女性(HR:3.64;95% CI:1.54-8.56;P=0.03)、WBC计数>10×109/L(HR:3.79;95% CI:1.86-7.72;P<0.001)、WBC计数≤10×109/L(HR:2.32;95% CI:1.01-5.38;P=0.048)和纤维蛋白原<1.5g/L(HR:3.20;95% CI:1.62-6.29;P=0.001)的患者中,入院>24小时给予ATRA与较差的30天生存率相关(HR:2.22;95% CI:1.10-4.54;P=0.03)。在纤维蛋白原≥1.5g/L的患者中,入院>24小时给予ATRA不影响患者的30天生存率(P=0.20)。

OS率

中位随访47(范围:0-166)个月后,5年和10年OS率分别为68.6%和61.2%。在单变量分析中,较差的OS与男性(P=0.001)、年龄≥50岁(P<0.001)、白细胞计数≥10×109/L(P<0.001)和PT≥16秒显著相关(P=0.001)。在多变量分析中,男性(P<0.001)、年龄≥50岁(P<0.001)、白细胞计数≥10×109/L(P=0.004)仍然是显著的不良预后因素。

30天后生存率

5年和10年30天后生存率分别为81.3%和72.5%。在单变量分析中,较差的30天后生存率与男性(P=0.01)、年龄≥50岁(P=0.001)、白细胞计数≥10×109/L(P=0.002)和纤维蛋白原≥1.5g/L(P=0.02)显著相关。在多变量分析中,年龄≥50岁(P=0.001)、白细胞计数≥10×109/L(P=0.002)和纤维蛋白原≥1.5g/L(P=0.02)仍然是显著的不良预后因素。

研究结论

在该研究中,研究者评估了新诊断APL患者早期死亡的临床特征和危险因素,发现ATRA给药延迟和低纤维蛋白原血症是早期死亡的主要预测因素,因此早期给予ATRA(入院24小时内)和纠正凝血异常(包括低纤维蛋白原血症)是减少早期死亡发生的关键。

  • 分类:医学进展
  • 作者:编辑
  • 来源:互联网
  • 发布时间:2021-08-24 1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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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APL)是急性髓系白血病的一种特殊类型,患者常伴发与血小板减少和凝血功能障碍相关的严重出血。目前,包括三氧化二砷(As2O3)、全反式维甲酸(ATRA)和化疗的方案可使APL患者的完全缓解(CR)率达到90%-100%,长期生存率达到86%-97%。

出血是患者早期死亡(ED)的主要原因,白细胞(WBC)计数高、乳酸脱氢酶水平高、纤维蛋白原低、凝血酶原时间(PT)和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APTT)延长以及APL分化综合征(APL-DS)与严重出血相关,低纤维蛋白原血症引起的颅内出血(ICH)更为严重。此外,大型研究数据表明,延迟使用ATRA是导致ED的主要因素。

有研究者进行了一项回顾性研究,在这项研究中,研究者描述了口服As2O3治疗新诊断APL患者的入院ED发生率、特征和预后指标。小编将其主要内容整理如下,供广大读者参考。

研究方法

使用香港医院管理局的临床数据分析与报告系统检索于2007年1月1日至2020年4月30日在香港的18家公立医院就诊的新诊断APL患者的临床数据,包括疾病诊断、首次入院时间、性别、年龄、第一次ATRA给药时间、死亡时间以及死亡原因。同时还系统检索了基本实验室数据,包括全血细胞计数、PT、APTT、以及纤维蛋白原和D-二聚体的水平。

从2007年至2012年,诱导方案为ATRA(每天45mg/m2,持续42天)联合/不联合柔红霉素。从2013年起,诱导方案为ATRA和口服As2O3。

ED定义为就诊30天内死亡。30天生存期(Thirty-day survival)定义为30天内从诊断到死亡的天数。OS定义为从诊断到死亡或最后一次随访的时间。30天后OS定义为从就诊第31天到死亡或最后一次随访的时间。数据统计截止时间为2020年12月31日。主要研究终点为ED和30天生存情况,次要研究终点为OS和30天后OS。

研究结果

患者特征

在研究期间,共358例患者被诊断为APL,中位年龄为48(范围:1-97)岁。29例患者(8.1%)就诊时年龄<18岁。306例患者(85.5%)就诊于地区中心医院,52例患者(14.5%)就诊于香港唯一的APL四级转诊中心香港玛丽医院(QMH)。大多数患者在就诊时有凝血功能障碍,出现纤维蛋白原<1.5g、PT>16秒和APTT>40秒的患者分别占50.8%、28%和3.4%。

ED情况

287例患者(80.2%)在入院后24小时内给予ATRA治疗。56例患者(15.6%)发生ED,其中QMH有4例患者死亡(7.1%),其他地区中心医院有52例患者死亡(92.9%)。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患者从入院到第一次ATRA给药的中位时间为入院24小时内(范围:6-192小时),在地区中心医院和QMH就诊的患者中,从入院到第一次ATRA给药的时间没有显著的统计学差异(P=0.38)。

患者死亡的主要原因是ICH(25例患者,44.6%)、APL-DS相关并发症(非心源性肺水肿、肺出血和急性肾功能衰竭;23例患者;41.1%)和感染(8例患者;14.3%)。11例患者(3.1%)在入院2天内死亡(ICH,n=6;APL-DS,n=4;感染,n=1),22例患者(6.2%)在入院第3-7天死亡(ICH,n=12;APL-DS,n=8;感染,n=2),23例患者(6.4%)在入院第8-30天死亡(ICH,n=7;APL-DS,n=11;感染,n=5)。大多数死亡事件发生在50-59岁的患者中(n=16;28.6%),其次是60-69岁的患者(n=13;23.2%)。患者死亡的主要原因因年龄而异:<50岁患者主要为ICH,≥50岁患者主要为APL-DS相关并发症(P=0.003)。

多变量分析显示,与ED显著相关的因素包括男性(P=0.01)、白细胞计数≥10×109/L(P=0.03)、纤维蛋白原<1.5g/L(P=0.02)和入院>24小时给予ATRA(P<0.001)。

30天生存率

第2、7和30天的OS率分别为96.9%、90.8%和84.4%。在单变量分析中,较差的30天生存率与男性(P=0.02)、年龄≥50岁(P=0.01)、白细胞计数≥10×109/L(P<0.001)、PT≥16秒(P<0.001)、APTT≥40秒(P=0.02)、纤维蛋白原<1.5g/L(P=0.002)和入院>24小时给予ATRA显著相关。在多变量分析中,男性(P=0.01)、白细胞计数≥10×109/L(P=0.03)、纤维蛋白原<1.5g/L(P=0.02)和入院>24小时给予ATRA(P<0.001)仍然是显著的不良预后因素。

与在地区中心医院诊断的患者相比,在QMH诊断的患者的30天生存具有明显的改善趋势(HR:0.48;95% CI:0.16-2.21;P=0.11)。共35例患者(地区中心医院30例,QMH 5例)具有3个危险因素,包括男性、WBC≥10×109/L、纤维蛋白原<1.5g/L,其中13例死亡(均在地区中心医院)。

与2007年至2012年诊断的患者相比,2013年至2020年诊断患者的30天生存率存在显著的改善趋势(HR:0.69;95% CI:0.41-1.16;P=0.16)。研究者对延迟ATRA给药的影响也进行了亚组分析,在男性(HR:2.22;95% CI:1.10-4.54;P=0.03)、女性(HR:3.64;95% CI:1.54-8.56;P=0.03)、WBC计数>10×109/L(HR:3.79;95% CI:1.86-7.72;P<0.001)、WBC计数≤10×109/L(HR:2.32;95% CI:1.01-5.38;P=0.048)和纤维蛋白原<1.5g/L(HR:3.20;95% CI:1.62-6.29;P=0.001)的患者中,入院>24小时给予ATRA与较差的30天生存率相关(HR:2.22;95% CI:1.10-4.54;P=0.03)。在纤维蛋白原≥1.5g/L的患者中,入院>24小时给予ATRA不影响患者的30天生存率(P=0.20)。

OS率

中位随访47(范围:0-166)个月后,5年和10年OS率分别为68.6%和61.2%。在单变量分析中,较差的OS与男性(P=0.001)、年龄≥50岁(P<0.001)、白细胞计数≥10×109/L(P<0.001)和PT≥16秒显著相关(P=0.001)。在多变量分析中,男性(P<0.001)、年龄≥50岁(P<0.001)、白细胞计数≥10×109/L(P=0.004)仍然是显著的不良预后因素。

30天后生存率

5年和10年30天后生存率分别为81.3%和72.5%。在单变量分析中,较差的30天后生存率与男性(P=0.01)、年龄≥50岁(P=0.001)、白细胞计数≥10×109/L(P=0.002)和纤维蛋白原≥1.5g/L(P=0.02)显著相关。在多变量分析中,年龄≥50岁(P=0.001)、白细胞计数≥10×109/L(P=0.002)和纤维蛋白原≥1.5g/L(P=0.02)仍然是显著的不良预后因素。

研究结论

在该研究中,研究者评估了新诊断APL患者早期死亡的临床特征和危险因素,发现ATRA给药延迟和低纤维蛋白原血症是早期死亡的主要预测因素,因此早期给予ATRA(入院24小时内)和纠正凝血异常(包括低纤维蛋白原血症)是减少早期死亡发生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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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军教授:砥砺前行,为患者争取长久生存,共商良策,为患者谋取最大福祉 2024-02-01
近年来,白血病、淋巴瘤和骨髓瘤等领域的基础与临床研究取得了巨大的进展,为血液肿瘤的治疗带来了革命性的突破。为促进我国淋巴瘤和骨髓瘤学科更加繁荣的发展,搭建融合不同学术思想、为医学发展服务、为医患服务的综合交流平台,提高淋巴瘤、骨髓瘤医务工作者的诊疗水平,“中国临床肿瘤学会(CSCO)白血病专家委员会、淋巴瘤专家委员会及骨髓瘤筹备委员会工作会议暨2024年CSCO血液及淋巴瘤、骨髓瘤疾病学术大会”于2024年1月26-28日在海口线下举办。会议期间,医脉通特邀本次大会主席之一哈尔滨血液病肿瘤研究所马军教授接受采访,谈谈本次大会的中心主旨和对我国血液肿瘤领域未来的展望。   作为本次大会的主席之一,我非常期待这次的会议。本次大会致力于提供一个高质量的学术交流平台。通过面对面的方式,与大家分享国内外的经验和学术报告,来了解最新的白血病、淋巴瘤和骨髓瘤治疗方法和药物。 特别值得期待的是创新药物专场,我们邀请了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以及药品安全监管司的老师和政府官员参加会议,他们将为我们提供关于血液肿瘤领域创新药物,包括细胞治疗和基因治疗的意见和指导。 此外,我们还邀请了跨国公司、民族企业、生物公司和不同领域的专家参与会议,以形成医药一家、医患一家、医政一家共同合作的局面。我们相信,只有三方齐心协力,才能真正实现本次会议的核心目标,即为患者的利益而奋斗。 今年,我们将根据白血病专家委员会和淋巴瘤专家委员会的工作总结,制定2024年的工作计划。以患者为中心的工作计划,主要宗旨是推动患者的规范化治疗,这是2024年的重要工作计划。今年,我们将通过巡讲走基层的方式,全面推动患者的全程化管理。同时,将新药的介绍和临床试验的介绍结合起来,旨在为血液病和淋巴瘤亚专科的医生提供标准化治疗方案,并促进药物创新的转化。在推动患者规范化治疗的过程中,我们将积极推动基础医学和临床医学的互相结合。通过加强学术研究和合作,我们将为更多创新药物在白血病、骨髓瘤和淋巴瘤等领域中的应用提供支持。 我们对血液肿瘤领域的研究已经进入第五代,对于这个领域的发展,我对中青年医务工作者寄予了厚望,希望他们能够接过接力棒,能够充满激情和责任心的投身于血液肿瘤的研究,继续在这条艰辛的长征路上前行。我们的目标是使中国的血液肿瘤研究与国际接轨,并与国际同行,为血液肿瘤患者争取更长的生存和最佳的临床效果而不懈努力。
陈苏宁教授解读阿伐曲泊帕治疗急性白血病化疗相关性血小板减少症的疗效及安全性 2024-02-01
化疗相关性血小板减少症(CIT)为化疗常见的不良反应,其发生率与肿瘤类型、治疗方案和化疗周期等有关1。蒽环类药物和阿糖胞苷是急性白血病常用的化疗药物,具有较强的骨髓抑制毒性。因此,急性白血病患者的骨髓抑制通常较实体肿瘤更为严重,CIT往往达到3~4级2。 在近期闭幕的第65届美国血液学会(ASH)年会上,新一代小分子促血小板生成素受体激动剂(TPO-RA)阿伐曲泊帕治疗急性白血病化疗相关性血小板减少症的最新研究3数据公布,验证了其在血液肿瘤CIT治疗中的疗效与安全性。现特邀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陈苏宁教授对研究结果进行精彩解读和点评。 研究背景 CIT是急性白血病患者常见的治疗并发症,会导致患者的出血风险增加和预后不良,现有治疗策略主要为血小板输注、重组人白细胞介素-11(rhIL-11)和重组人血小板生成素(rhTPO),但上述治疗方案仍存在一定局限性,部分患者治疗效果并不理想。因此,CIT的治疗仍面临着较多挑战。 阿伐曲泊帕是新一代TPO-RA,在美国、欧洲和中国已获批用于治疗择期行诊断性操作或者手术的慢性肝病相关血小板减少症的成年患者;此外,在美国和欧洲还被批准用于治疗对既往治疗反应不佳的成人慢性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症患者。本研究旨在确定阿伐曲泊帕治疗急性白血病化疗后血小板减少症的疗效和安全性,为该药物在临床中的应用提供更多循证医学证据。 研究方法 研究收集了24例发生3/4级CIT的急性白血病患者的临床资料(第3-28天)。所有患者均口服阿伐曲泊帕治疗,剂量为40mg/d。当患者的血小板计数<20×109/L或发生出血事件时,予以血小板输注。当患者达到完全缓解(CR),即血小板计数增加至>100×109/L或较基线水平增加>50×109/L,则停止使用阿伐曲泊帕。 研究结果 24例CIT患者的中位年龄为38岁,其中14例患者被诊断为急性髓系白血病(AML),9例患者被诊断为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ALL),1例患者被诊断为混合表型急性白血病(MPAL)。 AML患者的化疗方案包括地西他滨联合维奈克拉、地西他滨联合阿糖胞苷、三氧化二砷联合维甲酸、阿扎胞苷联合维奈克拉、阿扎胞苷联合中等剂量的阿糖胞苷。ALL患者的化疗方案包括CD19特异性CAR-T细胞治疗、地西他滨、贝林妥欧单抗、IVP方案(伊达比星、长春地辛和泼尼松)、阿扎胞苷联合维奈克拉和西达本胺。MPAL患者化疗方案为地西他滨联合维奈克拉。 基线时,10例患者发生了3级CIT,14例患者发生了4级CIT,最低血小板计数的中位数为19×109/L。 治疗期间,14例患者接受了血小板输注。达到CR的中位时间为6天,无患者因不良反应或对药物不耐受而停止治疗。 与使用阿伐曲泊帕治疗前相比,治疗后患者的血小板计数显著提升(P=0.0001)。 停药7天后,22例(91.67%)患者的最佳血小板计数达CR标准。 研究结论 阿伐曲泊帕可有效增加急性白血病患者化疗后的血小板计数,且安全性良好,是CIT患者的有效治疗选择。 陈苏宁教授点评 CIT为常见的化疗相关性血液学不良反应,可增加出血风险、延长住院时间、增加医疗费用,导致化疗剂量强度降低、时间推迟、甚至治疗中止,从而影响抗肿瘤疗效,不利于患者的长期生存1。《中国肿瘤化疗相关性血小板减少症专家诊疗共识(2019版)》指出1,CIT预防和治疗的主要措施为输注血小板和给予促血小板生长因子(rhIL-11、rhTPO)。然而,血小板输注易增加感染传染性疾病的风险,或使患者体内产生血小板抗体,导致输注无效或输注后免疫反应4。rhTPO和rhIL-11虽然可以减轻化疗后血小板计数下降的程度,减少血小板输注的次数,但rhTPO可能产生中和抗体;rhIL-11易造成心脏毒性等不良事件4,且二者均为皮下注射,长期应用会降低患者的依从性5。因此,临床亟待寻求给药方式更为便捷且安全有效的促血小板生成药物。 阿伐曲泊帕是新一代口服TPO-RA,通过与TPO受体跨膜区结合,激活人体内TPO受体,刺激信号转导并模拟TPO的生物学效应,提升血小板计数5。其次,口服给药能减少患者的住院时间和频繁往返医院的次数,可更好地满足院外管理需求;同时,因其分子结构中不含金属离子螯合基团,故不受饮食限制,可与餐同服,患者依从性高6。此外,该药物不含潜在肝毒性基团,无肝脏相关不良事件的发生风险,安全性良好7。既往已有研究结果表明阿伐曲泊帕在CIT的治疗中显示出良好的疗效,展现出了较大的临床应用潜力1,8。本研究结果显示,阿伐曲泊帕可有效提升急性白血病患者化疗后的血小板水平,且安全性、耐受性良好,证实了以往的研究结果。 综上所述,阿伐曲泊帕为急性白血病并发CIT的患者提供了高效、安全、便利的治疗选择,在CIT防治领域的应用前景广阔。未来,希望研究者们能针对更多的瘤种和更多的患者展开前瞻性研究,进一步验证阿伐曲泊帕为CIT群体带来的获益。
张磊教授:ITP二线治疗“欣”进展,助推临床疗效“欣”提升 2024-02-01
原发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症(ITP)是一种获得性自身免疫性出血性疾病,以无明确诱因的孤立性外周血血小板计数减少为主要特点。60岁以上老年人是ITP高发人群,育龄期女性发病率略高于同年龄组男性,老年患者致命性出血发生风险明显高于年轻患者[1]。ITP主要发病机制是血小板自身抗原免疫耐受性丢失,导致体液和细胞免疫异常活化,共同介导血小板破坏加速及巨核细胞产生血小板不足。ITP的典型症状包括皮肤黏膜出血、瘀斑、牙龈出血、鼻出血和月经过多等,严重病例可能会出现呕血、黑便、血尿等症状,甚至颅内出血,部分患者无明显出血表现,仅在体检时发现血小板计数减少。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这为一线医务工作者指明了方向和思路,也为医疗学科建设和发展提出更高要求。ITP的治疗遵循个体化原则,在治疗不良反应最小化基础上提升血小板计数至安全水平,减少出血事件,关注患者健康生活质量[1],这对医务工作者深入研究ITP病理生理机制,探索不同靶点的新型药物及不同类型药物的联合治疗策略,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随着我国医疗水平的稳步提升,ITP诊疗领域的发展取得了长足发展,广大医务工作者始终牢记使命、恪尽职守,拓展科学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为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守护人民健康贡献力量。 本期“星访谈——医生说”系列访谈特邀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医院(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学研究所)张磊教授,就我国ITP诊疗原则及相关适应症临床研究成果进行深入的解读与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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