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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发性骨髓瘤的新兴治疗方法之ADC

多发性骨髓瘤的新兴治疗方法之ADC

  • 分类:医学进展
  • 作者:血康医院
  • 来源:互联网
  • 发布时间:2021-11-27 16:13
  • 访问量:

【概要描述】早在1913年,诺贝尔奖获得者、德国免疫学家欧里希(Paul Ehrlich)率先提出了“Magic Bullets”的设想:如果将毒性药物(也就是子弹头)安装在特异性靶向肿瘤细胞的载体上,便可能实现在不伤害正常细胞的前提下精确杀死癌细胞。然而,这一设想远远超出了当时的技术能力。 直到1975年,来自英国和德国的两位生物学家Cesar Milstein和Georges Kohler首次制备得到单克隆抗体,才使得这一设想距离成为现实迈出了一大步。此后,随着单抗技术的进步,经过科学家们的不懈努力,全球第一个抗体偶联药物(antibody-drug conjugate,ADC)终于在2000年应运而生。 ADC由抗体、细胞毒药物、连接子三部分组成。理想状态下,当ADC进入体内循环系统后,抗体识别肿瘤细胞表面的抗原表位并与之结合,肿瘤细胞将ADC吞噬,之后在细胞内被溶酶体降解,细胞毒药物释放从而杀死肿瘤细胞。如果将抗体偶联药物比作核导弹,那么抗体就相当于导弹,而细胞毒药物就是核弹头。 1.ADC药物采用特定的连接子将抗体和小分子细胞毒药物“炸弹”连接起来 2.抗体分子靶向结合抗原靶点 3.通过受体调节的内吞作用,ADC药物被肿瘤细胞内化 4.溶酶体作用下,ADC被分解,“释放炸弹”发挥细胞毒性,导致肿瘤细胞死亡 ADC药物看起来很简单,单克隆抗体与强细胞毒性的化疗药物通过连接子结合而成。理想状态下,ADC药物进入体内后,抗体部分与表达肿瘤抗原的靶细胞特异性结合,ADC药物被肿瘤细胞内吞后,进入溶酶体进行降解,小分子细胞毒药物在胞内以高效活性形式被足量释放,从而完成对肿瘤细胞的杀伤。理想是丰满的,但现实却是骨感的。一个成功的ADC药物需要完成诸多步骤的筛选。 理想的ADC药物设计需要考虑① 抗体的选择:靶点清晰、肿瘤细胞高表达,正常组织低表达;支持药物加载、稳定、能向细胞内化;良好的PK特性;非特异性结合少;② 连接位点:一般有赖氨酸或半胱氨酸残基,可改构进行定向偶联;③ 连接子:在循环中稳定, 在细胞内能被释放(如在溶酶体内酶切释放,或抗体 降解后释放);④ 细胞毒药物:高度的药效学作用,无免疫原性,通过修饰能与连接子结合,机制清晰。 与肿瘤免疫疗法相比,ADC药物不算是新生事物,但是首个ADC药物gemtuzumab ozogamicin上市之后,由于毒性问题和获益不够突出在2007年撤市,这让ADC赛道在之后的10年陷入了沉寂期,trastuzumab emtansine、brentuximab vedotin成为这10年为数不多的亮点。 一直到2017年,gemtuzumab ozogamicin重新上市,加上FDA批准首个CD22 ADC新药上市,让ADC赛道再次回暖。2019年,FDA紧跟着又批准了3款ADC新药,除了DS8201之外,另外两个都是靶向CD79b、Nectin-4的新靶点ADC,彻底激发了行业对ADC药物的投资研发热情,一系列数十亿美元、上百亿美元的交易频繁发生,小规模的ADC项目交易更是数不胜数。2021年3月,Nature Reviews Drug Discovery对于10个已经批准上市的ADC药物进行了销售预测,预计2026年市场规模将超过164亿美元。 无论是从全球ADC药物管线储备上,还是市场空间预测和想象力上,ADC药物可以说已经是时下最热门的赛道之一。截止目前,全球披露的ADC项目达到339个,中国公司的项目有104个,占比30%;全球已上市的ADC药物共13个,包括维迪西妥单抗在2021年6月获得NMPA批准,是首个上市的国产ADC药物。 随着更多新靶点ADC药物获批上市,ADC赛道的开发竞争已经开启新篇章。尤其是随着越来越多的同类靶点ADC进入临床或者向临床后期推进,差异化的适应症开发策略和临床设计决定了ADC项目的开发成败,大规模商业化生产也成为企业需要提前考虑和布局的问题。 鉴于ADC药物的特殊性,无论是自建还是外包,形成完备的商业化生产能力并非一朝一夕,也不是一点一面。为了有效合理推进产品开发和上市计划,商业化生产能力必须尽早布局,而选择CDMO合作伙伴也是当前市场环境下的重要策略。但要想找到一家与自身项目匹配的CDMO伙伴并非易事。 ADC的热潮绝非偶然,它建立在不断技术迭代更新基础上。新的ADC构造方法学,诸如新型连接子和更多的有效载荷技术,层出不穷。新的连接子,新的毒素,新的靶点,新的偶联技术,近2年也看到了各种天马行空的偶联药物概念,以及技术上的创新也给ADC的生产带来巨大的挑战。ADC药物本身的复杂性对研发、制备和生产工艺都提出了极高的要求,GMP管理,供应链管理以及安全防护管理也都带来极大挑战,药物在研发及放大生产过程中存在的风险和挑战显露无疑。ADC药物开发者们把目光转向CDMO。 目前,70%-80%的ADC药物开发生产会采用合同研发生产组织(CDMO)形式进行。ADC药物开发者们希望利用CDMO的平台优势和生产经验,加快实现从实验室到患者的进程,解决ADC药物在生产上的各种挑战。

多发性骨髓瘤的新兴治疗方法之ADC

【概要描述】早在1913年,诺贝尔奖获得者、德国免疫学家欧里希(Paul Ehrlich)率先提出了“Magic Bullets”的设想:如果将毒性药物(也就是子弹头)安装在特异性靶向肿瘤细胞的载体上,便可能实现在不伤害正常细胞的前提下精确杀死癌细胞。然而,这一设想远远超出了当时的技术能力。

直到1975年,来自英国和德国的两位生物学家Cesar Milstein和Georges Kohler首次制备得到单克隆抗体,才使得这一设想距离成为现实迈出了一大步。此后,随着单抗技术的进步,经过科学家们的不懈努力,全球第一个抗体偶联药物(antibody-drug conjugate,ADC)终于在2000年应运而生。

ADC由抗体、细胞毒药物、连接子三部分组成。理想状态下,当ADC进入体内循环系统后,抗体识别肿瘤细胞表面的抗原表位并与之结合,肿瘤细胞将ADC吞噬,之后在细胞内被溶酶体降解,细胞毒药物释放从而杀死肿瘤细胞。如果将抗体偶联药物比作核导弹,那么抗体就相当于导弹,而细胞毒药物就是核弹头。

1.ADC药物采用特定的连接子将抗体和小分子细胞毒药物“炸弹”连接起来

2.抗体分子靶向结合抗原靶点

3.通过受体调节的内吞作用,ADC药物被肿瘤细胞内化

4.溶酶体作用下,ADC被分解,“释放炸弹”发挥细胞毒性,导致肿瘤细胞死亡

ADC药物看起来很简单,单克隆抗体与强细胞毒性的化疗药物通过连接子结合而成。理想状态下,ADC药物进入体内后,抗体部分与表达肿瘤抗原的靶细胞特异性结合,ADC药物被肿瘤细胞内吞后,进入溶酶体进行降解,小分子细胞毒药物在胞内以高效活性形式被足量释放,从而完成对肿瘤细胞的杀伤。理想是丰满的,但现实却是骨感的。一个成功的ADC药物需要完成诸多步骤的筛选。

理想的ADC药物设计需要考虑① 抗体的选择:靶点清晰、肿瘤细胞高表达,正常组织低表达;支持药物加载、稳定、能向细胞内化;良好的PK特性;非特异性结合少;② 连接位点:一般有赖氨酸或半胱氨酸残基,可改构进行定向偶联;③ 连接子:在循环中稳定, 在细胞内能被释放(如在溶酶体内酶切释放,或抗体 降解后释放);④ 细胞毒药物:高度的药效学作用,无免疫原性,通过修饰能与连接子结合,机制清晰。

与肿瘤免疫疗法相比,ADC药物不算是新生事物,但是首个ADC药物gemtuzumab ozogamicin上市之后,由于毒性问题和获益不够突出在2007年撤市,这让ADC赛道在之后的10年陷入了沉寂期,trastuzumab emtansine、brentuximab vedotin成为这10年为数不多的亮点。

一直到2017年,gemtuzumab ozogamicin重新上市,加上FDA批准首个CD22 ADC新药上市,让ADC赛道再次回暖。2019年,FDA紧跟着又批准了3款ADC新药,除了DS8201之外,另外两个都是靶向CD79b、Nectin-4的新靶点ADC,彻底激发了行业对ADC药物的投资研发热情,一系列数十亿美元、上百亿美元的交易频繁发生,小规模的ADC项目交易更是数不胜数。2021年3月,Nature Reviews Drug Discovery对于10个已经批准上市的ADC药物进行了销售预测,预计2026年市场规模将超过164亿美元。

无论是从全球ADC药物管线储备上,还是市场空间预测和想象力上,ADC药物可以说已经是时下最热门的赛道之一。截止目前,全球披露的ADC项目达到339个,中国公司的项目有104个,占比30%;全球已上市的ADC药物共13个,包括维迪西妥单抗在2021年6月获得NMPA批准,是首个上市的国产ADC药物。

随着更多新靶点ADC药物获批上市,ADC赛道的开发竞争已经开启新篇章。尤其是随着越来越多的同类靶点ADC进入临床或者向临床后期推进,差异化的适应症开发策略和临床设计决定了ADC项目的开发成败,大规模商业化生产也成为企业需要提前考虑和布局的问题。 鉴于ADC药物的特殊性,无论是自建还是外包,形成完备的商业化生产能力并非一朝一夕,也不是一点一面。为了有效合理推进产品开发和上市计划,商业化生产能力必须尽早布局,而选择CDMO合作伙伴也是当前市场环境下的重要策略。但要想找到一家与自身项目匹配的CDMO伙伴并非易事。

ADC的热潮绝非偶然,它建立在不断技术迭代更新基础上。新的ADC构造方法学,诸如新型连接子和更多的有效载荷技术,层出不穷。新的连接子,新的毒素,新的靶点,新的偶联技术,近2年也看到了各种天马行空的偶联药物概念,以及技术上的创新也给ADC的生产带来巨大的挑战。ADC药物本身的复杂性对研发、制备和生产工艺都提出了极高的要求,GMP管理,供应链管理以及安全防护管理也都带来极大挑战,药物在研发及放大生产过程中存在的风险和挑战显露无疑。ADC药物开发者们把目光转向CDMO。 目前,70%-80%的ADC药物开发生产会采用合同研发生产组织(CDMO)形式进行。ADC药物开发者们希望利用CDMO的平台优势和生产经验,加快实现从实验室到患者的进程,解决ADC药物在生产上的各种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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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13年,诺贝尔奖获得者、德国免疫学家欧里希(Paul Ehrlich)率先提出了“Magic Bullets”的设想:如果将毒性药物(也就是子弹头)安装在特异性靶向肿瘤细胞的载体上,便可能实现在不伤害正常细胞的前提下精确杀死癌细胞。然而,这一设想远远超出了当时的技术能力。

直到1975年,来自英国和德国的两位生物学家Cesar Milstein和Georges Kohler首次制备得到单克隆抗体,才使得这一设想距离成为现实迈出了一大步。此后,随着单抗技术的进步,经过科学家们的不懈努力,全球第一个抗体偶联药物(antibody-drug conjugate,ADC)终于在2000年应运而生。

ADC由抗体、细胞毒药物、连接子三部分组成。理想状态下,当ADC进入体内循环系统后,抗体识别肿瘤细胞表面的抗原表位并与之结合,肿瘤细胞将ADC吞噬,之后在细胞内被溶酶体降解,细胞毒药物释放从而杀死肿瘤细胞。如果将抗体偶联药物比作核导弹,那么抗体就相当于导弹,而细胞毒药物就是核弹头。

1.ADC药物采用特定的连接子将抗体和小分子细胞毒药物“炸弹”连接起来

2.抗体分子靶向结合抗原靶点

3.通过受体调节的内吞作用,ADC药物被肿瘤细胞内化

4.溶酶体作用下,ADC被分解,“释放炸弹”发挥细胞毒性,导致肿瘤细胞死亡

ADC药物看起来很简单,单克隆抗体与强细胞毒性的化疗药物通过连接子结合而成。理想状态下,ADC药物进入体内后,抗体部分与表达肿瘤抗原的靶细胞特异性结合,ADC药物被肿瘤细胞内吞后,进入溶酶体进行降解,小分子细胞毒药物在胞内以高效活性形式被足量释放,从而完成对肿瘤细胞的杀伤。理想是丰满的,但现实却是骨感的。一个成功的ADC药物需要完成诸多步骤的筛选。

理想的ADC药物设计需要考虑① 抗体的选择:靶点清晰、肿瘤细胞高表达,正常组织低表达;支持药物加载、稳定、能向细胞内化;良好的PK特性;非特异性结合少;② 连接位点:一般有赖氨酸或半胱氨酸残基,可改构进行定向偶联;③ 连接子:在循环中稳定, 在细胞内能被释放(如在溶酶体内酶切释放,或抗体 降解后释放);④ 细胞毒药物:高度的药效学作用,无免疫原性,通过修饰能与连接子结合,机制清晰。

与肿瘤免疫疗法相比,ADC药物不算是新生事物,但是首个ADC药物gemtuzumab ozogamicin上市之后,由于毒性问题和获益不够突出在2007年撤市,这让ADC赛道在之后的10年陷入了沉寂期,trastuzumab emtansine、brentuximab vedotin成为这10年为数不多的亮点。

一直到2017年,gemtuzumab ozogamicin重新上市,加上FDA批准首个CD22 ADC新药上市,让ADC赛道再次回暖。2019年,FDA紧跟着又批准了3款ADC新药,除了DS8201之外,另外两个都是靶向CD79b、Nectin-4的新靶点ADC,彻底激发了行业对ADC药物的投资研发热情,一系列数十亿美元、上百亿美元的交易频繁发生,小规模的ADC项目交易更是数不胜数。2021年3月,Nature Reviews Drug Discovery对于10个已经批准上市的ADC药物进行了销售预测,预计2026年市场规模将超过164亿美元。

无论是从全球ADC药物管线储备上,还是市场空间预测和想象力上,ADC药物可以说已经是时下最热门的赛道之一。截止目前,全球披露的ADC项目达到339个,中国公司的项目有104个,占比30%;全球已上市的ADC药物共13个,包括维迪西妥单抗在2021年6月获得NMPA批准,是首个上市的国产ADC药物。

随着更多新靶点ADC药物获批上市,ADC赛道的开发竞争已经开启新篇章。尤其是随着越来越多的同类靶点ADC进入临床或者向临床后期推进,差异化的适应症开发策略和临床设计决定了ADC项目的开发成败,大规模商业化生产也成为企业需要提前考虑和布局的问题。 鉴于ADC药物的特殊性,无论是自建还是外包,形成完备的商业化生产能力并非一朝一夕,也不是一点一面。为了有效合理推进产品开发和上市计划,商业化生产能力必须尽早布局,而选择CDMO合作伙伴也是当前市场环境下的重要策略。但要想找到一家与自身项目匹配的CDMO伙伴并非易事。

ADC的热潮绝非偶然,它建立在不断技术迭代更新基础上。新的ADC构造方法学,诸如新型连接子和更多的有效载荷技术,层出不穷。新的连接子,新的毒素,新的靶点,新的偶联技术,近2年也看到了各种天马行空的偶联药物概念,以及技术上的创新也给ADC的生产带来巨大的挑战。ADC药物本身的复杂性对研发、制备和生产工艺都提出了极高的要求,GMP管理,供应链管理以及安全防护管理也都带来极大挑战,药物在研发及放大生产过程中存在的风险和挑战显露无疑。ADC药物开发者们把目光转向CDMO。 目前,70%-80%的ADC药物开发生产会采用合同研发生产组织(CDMO)形式进行。ADC药物开发者们希望利用CDMO的平台优势和生产经验,加快实现从实验室到患者的进程,解决ADC药物在生产上的各种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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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军教授:砥砺前行,为患者争取长久生存,共商良策,为患者谋取最大福祉 2024-02-01
近年来,白血病、淋巴瘤和骨髓瘤等领域的基础与临床研究取得了巨大的进展,为血液肿瘤的治疗带来了革命性的突破。为促进我国淋巴瘤和骨髓瘤学科更加繁荣的发展,搭建融合不同学术思想、为医学发展服务、为医患服务的综合交流平台,提高淋巴瘤、骨髓瘤医务工作者的诊疗水平,“中国临床肿瘤学会(CSCO)白血病专家委员会、淋巴瘤专家委员会及骨髓瘤筹备委员会工作会议暨2024年CSCO血液及淋巴瘤、骨髓瘤疾病学术大会”于2024年1月26-28日在海口线下举办。会议期间,医脉通特邀本次大会主席之一哈尔滨血液病肿瘤研究所马军教授接受采访,谈谈本次大会的中心主旨和对我国血液肿瘤领域未来的展望。   作为本次大会的主席之一,我非常期待这次的会议。本次大会致力于提供一个高质量的学术交流平台。通过面对面的方式,与大家分享国内外的经验和学术报告,来了解最新的白血病、淋巴瘤和骨髓瘤治疗方法和药物。 特别值得期待的是创新药物专场,我们邀请了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以及药品安全监管司的老师和政府官员参加会议,他们将为我们提供关于血液肿瘤领域创新药物,包括细胞治疗和基因治疗的意见和指导。 此外,我们还邀请了跨国公司、民族企业、生物公司和不同领域的专家参与会议,以形成医药一家、医患一家、医政一家共同合作的局面。我们相信,只有三方齐心协力,才能真正实现本次会议的核心目标,即为患者的利益而奋斗。 今年,我们将根据白血病专家委员会和淋巴瘤专家委员会的工作总结,制定2024年的工作计划。以患者为中心的工作计划,主要宗旨是推动患者的规范化治疗,这是2024年的重要工作计划。今年,我们将通过巡讲走基层的方式,全面推动患者的全程化管理。同时,将新药的介绍和临床试验的介绍结合起来,旨在为血液病和淋巴瘤亚专科的医生提供标准化治疗方案,并促进药物创新的转化。在推动患者规范化治疗的过程中,我们将积极推动基础医学和临床医学的互相结合。通过加强学术研究和合作,我们将为更多创新药物在白血病、骨髓瘤和淋巴瘤等领域中的应用提供支持。 我们对血液肿瘤领域的研究已经进入第五代,对于这个领域的发展,我对中青年医务工作者寄予了厚望,希望他们能够接过接力棒,能够充满激情和责任心的投身于血液肿瘤的研究,继续在这条艰辛的长征路上前行。我们的目标是使中国的血液肿瘤研究与国际接轨,并与国际同行,为血液肿瘤患者争取更长的生存和最佳的临床效果而不懈努力。
陈苏宁教授解读阿伐曲泊帕治疗急性白血病化疗相关性血小板减少症的疗效及安全性 2024-02-01
化疗相关性血小板减少症(CIT)为化疗常见的不良反应,其发生率与肿瘤类型、治疗方案和化疗周期等有关1。蒽环类药物和阿糖胞苷是急性白血病常用的化疗药物,具有较强的骨髓抑制毒性。因此,急性白血病患者的骨髓抑制通常较实体肿瘤更为严重,CIT往往达到3~4级2。 在近期闭幕的第65届美国血液学会(ASH)年会上,新一代小分子促血小板生成素受体激动剂(TPO-RA)阿伐曲泊帕治疗急性白血病化疗相关性血小板减少症的最新研究3数据公布,验证了其在血液肿瘤CIT治疗中的疗效与安全性。现特邀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陈苏宁教授对研究结果进行精彩解读和点评。 研究背景 CIT是急性白血病患者常见的治疗并发症,会导致患者的出血风险增加和预后不良,现有治疗策略主要为血小板输注、重组人白细胞介素-11(rhIL-11)和重组人血小板生成素(rhTPO),但上述治疗方案仍存在一定局限性,部分患者治疗效果并不理想。因此,CIT的治疗仍面临着较多挑战。 阿伐曲泊帕是新一代TPO-RA,在美国、欧洲和中国已获批用于治疗择期行诊断性操作或者手术的慢性肝病相关血小板减少症的成年患者;此外,在美国和欧洲还被批准用于治疗对既往治疗反应不佳的成人慢性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症患者。本研究旨在确定阿伐曲泊帕治疗急性白血病化疗后血小板减少症的疗效和安全性,为该药物在临床中的应用提供更多循证医学证据。 研究方法 研究收集了24例发生3/4级CIT的急性白血病患者的临床资料(第3-28天)。所有患者均口服阿伐曲泊帕治疗,剂量为40mg/d。当患者的血小板计数<20×109/L或发生出血事件时,予以血小板输注。当患者达到完全缓解(CR),即血小板计数增加至>100×109/L或较基线水平增加>50×109/L,则停止使用阿伐曲泊帕。 研究结果 24例CIT患者的中位年龄为38岁,其中14例患者被诊断为急性髓系白血病(AML),9例患者被诊断为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ALL),1例患者被诊断为混合表型急性白血病(MPAL)。 AML患者的化疗方案包括地西他滨联合维奈克拉、地西他滨联合阿糖胞苷、三氧化二砷联合维甲酸、阿扎胞苷联合维奈克拉、阿扎胞苷联合中等剂量的阿糖胞苷。ALL患者的化疗方案包括CD19特异性CAR-T细胞治疗、地西他滨、贝林妥欧单抗、IVP方案(伊达比星、长春地辛和泼尼松)、阿扎胞苷联合维奈克拉和西达本胺。MPAL患者化疗方案为地西他滨联合维奈克拉。 基线时,10例患者发生了3级CIT,14例患者发生了4级CIT,最低血小板计数的中位数为19×109/L。 治疗期间,14例患者接受了血小板输注。达到CR的中位时间为6天,无患者因不良反应或对药物不耐受而停止治疗。 与使用阿伐曲泊帕治疗前相比,治疗后患者的血小板计数显著提升(P=0.0001)。 停药7天后,22例(91.67%)患者的最佳血小板计数达CR标准。 研究结论 阿伐曲泊帕可有效增加急性白血病患者化疗后的血小板计数,且安全性良好,是CIT患者的有效治疗选择。 陈苏宁教授点评 CIT为常见的化疗相关性血液学不良反应,可增加出血风险、延长住院时间、增加医疗费用,导致化疗剂量强度降低、时间推迟、甚至治疗中止,从而影响抗肿瘤疗效,不利于患者的长期生存1。《中国肿瘤化疗相关性血小板减少症专家诊疗共识(2019版)》指出1,CIT预防和治疗的主要措施为输注血小板和给予促血小板生长因子(rhIL-11、rhTPO)。然而,血小板输注易增加感染传染性疾病的风险,或使患者体内产生血小板抗体,导致输注无效或输注后免疫反应4。rhTPO和rhIL-11虽然可以减轻化疗后血小板计数下降的程度,减少血小板输注的次数,但rhTPO可能产生中和抗体;rhIL-11易造成心脏毒性等不良事件4,且二者均为皮下注射,长期应用会降低患者的依从性5。因此,临床亟待寻求给药方式更为便捷且安全有效的促血小板生成药物。 阿伐曲泊帕是新一代口服TPO-RA,通过与TPO受体跨膜区结合,激活人体内TPO受体,刺激信号转导并模拟TPO的生物学效应,提升血小板计数5。其次,口服给药能减少患者的住院时间和频繁往返医院的次数,可更好地满足院外管理需求;同时,因其分子结构中不含金属离子螯合基团,故不受饮食限制,可与餐同服,患者依从性高6。此外,该药物不含潜在肝毒性基团,无肝脏相关不良事件的发生风险,安全性良好7。既往已有研究结果表明阿伐曲泊帕在CIT的治疗中显示出良好的疗效,展现出了较大的临床应用潜力1,8。本研究结果显示,阿伐曲泊帕可有效提升急性白血病患者化疗后的血小板水平,且安全性、耐受性良好,证实了以往的研究结果。 综上所述,阿伐曲泊帕为急性白血病并发CIT的患者提供了高效、安全、便利的治疗选择,在CIT防治领域的应用前景广阔。未来,希望研究者们能针对更多的瘤种和更多的患者展开前瞻性研究,进一步验证阿伐曲泊帕为CIT群体带来的获益。
张磊教授:ITP二线治疗“欣”进展,助推临床疗效“欣”提升 2024-02-01
原发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症(ITP)是一种获得性自身免疫性出血性疾病,以无明确诱因的孤立性外周血血小板计数减少为主要特点。60岁以上老年人是ITP高发人群,育龄期女性发病率略高于同年龄组男性,老年患者致命性出血发生风险明显高于年轻患者[1]。ITP主要发病机制是血小板自身抗原免疫耐受性丢失,导致体液和细胞免疫异常活化,共同介导血小板破坏加速及巨核细胞产生血小板不足。ITP的典型症状包括皮肤黏膜出血、瘀斑、牙龈出血、鼻出血和月经过多等,严重病例可能会出现呕血、黑便、血尿等症状,甚至颅内出血,部分患者无明显出血表现,仅在体检时发现血小板计数减少。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这为一线医务工作者指明了方向和思路,也为医疗学科建设和发展提出更高要求。ITP的治疗遵循个体化原则,在治疗不良反应最小化基础上提升血小板计数至安全水平,减少出血事件,关注患者健康生活质量[1],这对医务工作者深入研究ITP病理生理机制,探索不同靶点的新型药物及不同类型药物的联合治疗策略,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随着我国医疗水平的稳步提升,ITP诊疗领域的发展取得了长足发展,广大医务工作者始终牢记使命、恪尽职守,拓展科学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为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守护人民健康贡献力量。 本期“星访谈——医生说”系列访谈特邀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医院(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学研究所)张磊教授,就我国ITP诊疗原则及相关适应症临床研究成果进行深入的解读与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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