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肠道菌群vs恶性血液病

肠道菌群vs恶性血液病

  • 分类:医学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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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发布时间:2022-02-12 0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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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要描述】关于肠道菌群失衡会导致什么疾病,你可能第一时间想到的是消化系统疾病,而随着医学的不断深入研究,肠道微生物的功能已经彻底颠覆了我们的认知。庞大的细菌群存在于我们的肠道中,无声的控制我们的新陈代谢和免疫系统,现如今肠道微生物已经成为全球癌症领域的研究热点,而近几年关于肠道菌群与恶性血液系统疾病的关系也慢慢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在生理条件下,肠道微生物是一群高度多样化的非致病共生菌,主要由厚壁菌、拟杆菌、放线菌以及变形菌构成。肠道菌群类似一个信号枢纽,它将饮食等环境输入与遗传和免疫信号整合在一起,从而影响宿主的新陈代谢和免疫等反应。一般情况下,肠道菌群保持一定的稳态,从而维持肠道黏膜屏障的完整及功能,当肠道菌群紊乱后会影响肠黏膜的通透性,打破平衡,从而影响宿主的代谢和免疫,影响肿瘤性、代谢性等疾病的发生发展。 最新研究发现肠道微生物可能通过诱导基因突变,通过慢性炎症破坏细胞增殖和凋亡的平衡、启动不必要的固有和适应性免疫反应等,导致血液肿瘤的发生和发展[1]。而血液恶性肿瘤性疾病经过多次化疗、移植及频繁使用广谱抗生素等会打破肠道菌群的稳态,影响肠道菌群的多样性,导致肠道菌群发生紊乱,影响宿主的免疫系统及影响宿主造血恢复。 肠道菌群是先天性和适应性免疫以及造血功能的一个关键的外在调节因子[2]。肠道微生物主要通过其代谢产物短链脂肪酸(short chain fatty acid,SCFA)发挥免疫调节作用,研究发现SCFA能下调促炎性细胞因子IL-6和TNF-α,上调抗炎性细胞因子IL-10,抑制T、B淋巴细胞增殖,SCFA能上调Fas促使T淋巴细胞凋亡并抑制其在炎性肠黏膜处聚集。肠道微生物及SCFA通过上调肠道归巢分子及FoxP3转录分子诱导肠道调节性T细胞(Treg)细胞的分化和增殖,从而调节免疫[3]。宿主通过肠道微生物调节造血的机制是细菌的代谢产物通过血液进入骨髓激活MyD88依赖性TLR途径和NOD1途径,诱导骨髓间充质干细胞产生干扰素,激活STAT1信号通路,作用于造血干/祖细胞,此外,代谢产物中的脂多糖也可直接作用于造血干/祖细胞,通过这两种方式共同抑制造血[4]。对于血液恶性病患者肠道菌群结构与多样性发生改变,主要表现在:肠道大肠埃希菌呈现过度增长趋势,有益菌柔嫩梭菌减少或缺失,以及粪肠球菌、硫磺肠球菌、约氏不动杆菌等肠道内一些细菌呈现特异性增长等,从而去影响疾病的发生、发展,同时增加感染发生和疾病复发的可能[5](见表1)。 表1 血液系统恶性肿瘤微生物群主要特征 对于白血病,研究发现肠道微生态与白血病治疗之间存在相互作用,化疗过程中,微生物群会发生变化,肠道微生物丰富度会逐渐下降,但同时肠道菌群也会反过来影响化疗药物的疗效和毒性。最近的研究发现,化疗前肠道微生物群的多样性和组成可以预测化疗相关的胃肠道反应、粒细胞减少、血流感染等并发症的发生,且这些并发症可以通过调节肠道微生物而得到改善[6]。而对于造血干细胞移植术后,拟杆菌减少,微生物以肠球菌为主,肠球菌及其释放的毒素能加重肠黏膜上皮细胞损伤,此外肠道共生菌比例减少导致Treg细胞生成减少,多种因素加重GVHD,移植后早期发生肠道微生态失调的移植患者后期发生GVHD风险增大,GVHD相关死亡率增高[7]。 移植过程中肠道菌群的变化亦被认为与感染的发生、免疫重建的延迟等相关,同样也可能成为治疗的潜在靶点。目前干预肠道菌群的治疗策略主要包括抗生素应用、饮食调整、益生菌治疗及粪菌移植(FMT),其中FMT作为一种另类的“器官移植”,越来越得到重视。2020年,欧洲血液和骨髓移植学会和中华医学会血液学分会均将FMT列入激素耐药急性移植物抗宿主病(aGVHD)的治疗方案之一。但是FMT对于aGVHD的作用机制仍尚不明确,目前认为健康供体的粪菌可使aGVHD患者肠道菌群结构和功能的失衡状态得到恢复,进而改善相关的临床症状。此外,补充肠道益生菌及其代谢产物、调控肠道区域免疫及全身免疫应答、还原菌群的定植抗性等也可能是FMT发挥作用的潜在机制。FMT通过改变肠道菌群及免疫应答状态,从而影响肿瘤免疫治疗的疗效。但目前,针对肠道菌群、FMT在血液系统肿瘤免疫治疗中的相关研究仍较欠缺,可能成为未来研究的热点。但是,面对血液病患者这一群特殊对象,FMT作为一项新技术应用的安全性和有效性,还有很多问题尚未回答,仍然需要长期、反复和大样本的临床试验进行论证[8]。 参考文献: 1. Yuan L, W ang W, Zhang W, et al. Gut Microbiota in Untreated Diffuse Large B Cell Lymphoma Patients. Front Microbiol.2021,12:646361. 2. 魏同,席亚明,毛夏丽,等.肠道微生态与造血关系的研究进展[J].临床血液学杂志,2020,33(3):229-232. 3. 毛丹,陈宇,盛立霞,等.肠道微生态与血液系统肿瘤患者免疫功能关系的研究现状[J]. 国际输血及血液学杂志,2020,43(5):5. 4. Hannah Y, Baldridge M T, King K Y. Hematopoiesis and the bacterial microbiome[J]. Blood, 2021,132(6):559-564. 5. D'Angelo Christopher R, Sudakaran Sailendharan, Callander Natalie S. Clinical effects and applications of the gut microbiome in hematologic malignancies[J]. Cancer, 2021,127: 679-687. 6. 毛夏丽,席亚明,魏同,等.肠道微生态与白血病的研究进展[J].中国微生态学杂志, 2020,32(12):1476-1481. 7. 王利,高蕊,刘书锋,等.肠道微生物在造血干细胞移植中的作用研究进展[J].中国实验血液学杂志,2018,26(1):5. 8. 吴德沛,赵晔.重视粪菌移植在血液系统疾病治疗中的价值[J].中国实用内科杂志,2021,1(4):265-267.

肠道菌群vs恶性血液病

【概要描述】关于肠道菌群失衡会导致什么疾病,你可能第一时间想到的是消化系统疾病,而随着医学的不断深入研究,肠道微生物的功能已经彻底颠覆了我们的认知。庞大的细菌群存在于我们的肠道中,无声的控制我们的新陈代谢和免疫系统,现如今肠道微生物已经成为全球癌症领域的研究热点,而近几年关于肠道菌群与恶性血液系统疾病的关系也慢慢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在生理条件下,肠道微生物是一群高度多样化的非致病共生菌,主要由厚壁菌、拟杆菌、放线菌以及变形菌构成。肠道菌群类似一个信号枢纽,它将饮食等环境输入与遗传和免疫信号整合在一起,从而影响宿主的新陈代谢和免疫等反应。一般情况下,肠道菌群保持一定的稳态,从而维持肠道黏膜屏障的完整及功能,当肠道菌群紊乱后会影响肠黏膜的通透性,打破平衡,从而影响宿主的代谢和免疫,影响肿瘤性、代谢性等疾病的发生发展。

最新研究发现肠道微生物可能通过诱导基因突变,通过慢性炎症破坏细胞增殖和凋亡的平衡、启动不必要的固有和适应性免疫反应等,导致血液肿瘤的发生和发展[1]。而血液恶性肿瘤性疾病经过多次化疗、移植及频繁使用广谱抗生素等会打破肠道菌群的稳态,影响肠道菌群的多样性,导致肠道菌群发生紊乱,影响宿主的免疫系统及影响宿主造血恢复。

肠道菌群是先天性和适应性免疫以及造血功能的一个关键的外在调节因子[2]。肠道微生物主要通过其代谢产物短链脂肪酸(short chain fatty acid,SCFA)发挥免疫调节作用,研究发现SCFA能下调促炎性细胞因子IL-6和TNF-α,上调抗炎性细胞因子IL-10,抑制T、B淋巴细胞增殖,SCFA能上调Fas促使T淋巴细胞凋亡并抑制其在炎性肠黏膜处聚集。肠道微生物及SCFA通过上调肠道归巢分子及FoxP3转录分子诱导肠道调节性T细胞(Treg)细胞的分化和增殖,从而调节免疫[3]。宿主通过肠道微生物调节造血的机制是细菌的代谢产物通过血液进入骨髓激活MyD88依赖性TLR途径和NOD1途径,诱导骨髓间充质干细胞产生干扰素,激活STAT1信号通路,作用于造血干/祖细胞,此外,代谢产物中的脂多糖也可直接作用于造血干/祖细胞,通过这两种方式共同抑制造血[4]。对于血液恶性病患者肠道菌群结构与多样性发生改变,主要表现在:肠道大肠埃希菌呈现过度增长趋势,有益菌柔嫩梭菌减少或缺失,以及粪肠球菌、硫磺肠球菌、约氏不动杆菌等肠道内一些细菌呈现特异性增长等,从而去影响疾病的发生、发展,同时增加感染发生和疾病复发的可能[5](见表1)。

表1 血液系统恶性肿瘤微生物群主要特征



对于白血病,研究发现肠道微生态与白血病治疗之间存在相互作用,化疗过程中,微生物群会发生变化,肠道微生物丰富度会逐渐下降,但同时肠道菌群也会反过来影响化疗药物的疗效和毒性。最近的研究发现,化疗前肠道微生物群的多样性和组成可以预测化疗相关的胃肠道反应、粒细胞减少、血流感染等并发症的发生,且这些并发症可以通过调节肠道微生物而得到改善[6]。而对于造血干细胞移植术后,拟杆菌减少,微生物以肠球菌为主,肠球菌及其释放的毒素能加重肠黏膜上皮细胞损伤,此外肠道共生菌比例减少导致Treg细胞生成减少,多种因素加重GVHD,移植后早期发生肠道微生态失调的移植患者后期发生GVHD风险增大,GVHD相关死亡率增高[7]。

移植过程中肠道菌群的变化亦被认为与感染的发生、免疫重建的延迟等相关,同样也可能成为治疗的潜在靶点。目前干预肠道菌群的治疗策略主要包括抗生素应用、饮食调整、益生菌治疗及粪菌移植(FMT),其中FMT作为一种另类的“器官移植”,越来越得到重视。2020年,欧洲血液和骨髓移植学会和中华医学会血液学分会均将FMT列入激素耐药急性移植物抗宿主病(aGVHD)的治疗方案之一。但是FMT对于aGVHD的作用机制仍尚不明确,目前认为健康供体的粪菌可使aGVHD患者肠道菌群结构和功能的失衡状态得到恢复,进而改善相关的临床症状。此外,补充肠道益生菌及其代谢产物、调控肠道区域免疫及全身免疫应答、还原菌群的定植抗性等也可能是FMT发挥作用的潜在机制。FMT通过改变肠道菌群及免疫应答状态,从而影响肿瘤免疫治疗的疗效。但目前,针对肠道菌群、FMT在血液系统肿瘤免疫治疗中的相关研究仍较欠缺,可能成为未来研究的热点。但是,面对血液病患者这一群特殊对象,FMT作为一项新技术应用的安全性和有效性,还有很多问题尚未回答,仍然需要长期、反复和大样本的临床试验进行论证[8]。

参考文献:

1. Yuan L, W ang W, Zhang W, et al. Gut Microbiota in Untreated Diffuse Large B Cell Lymphoma Patients. Front Microbiol.2021,12:646361.

2. 魏同,席亚明,毛夏丽,等.肠道微生态与造血关系的研究进展[J].临床血液学杂志,2020,33(3):229-232.

3. 毛丹,陈宇,盛立霞,等.肠道微生态与血液系统肿瘤患者免疫功能关系的研究现状[J]. 国际输血及血液学杂志,2020,43(5):5.

4. Hannah Y, Baldridge M T, King K Y. Hematopoiesis and the bacterial microbiome[J]. Blood, 2021,132(6):559-564.

5. D'Angelo Christopher R, Sudakaran Sailendharan, Callander Natalie S. Clinical effects and applications of the gut microbiome in hematologic malignancies[J]. Cancer, 2021,127: 679-687.

6. 毛夏丽,席亚明,魏同,等.肠道微生态与白血病的研究进展[J].中国微生态学杂志, 2020,32(12):1476-1481.

7. 王利,高蕊,刘书锋,等.肠道微生物在造血干细胞移植中的作用研究进展[J].中国实验血液学杂志,2018,26(1):5.

8. 吴德沛,赵晔.重视粪菌移植在血液系统疾病治疗中的价值[J].中国实用内科杂志,2021,1(4):265-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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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肠道菌群失衡会导致什么疾病,你可能第一时间想到的是消化系统疾病,而随着医学的不断深入研究,肠道微生物的功能已经彻底颠覆了我们的认知。庞大的细菌群存在于我们的肠道中,无声的控制我们的新陈代谢和免疫系统,现如今肠道微生物已经成为全球癌症领域的研究热点,而近几年关于肠道菌群与恶性血液系统疾病的关系也慢慢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在生理条件下,肠道微生物是一群高度多样化的非致病共生菌,主要由厚壁菌、拟杆菌、放线菌以及变形菌构成。肠道菌群类似一个信号枢纽,它将饮食等环境输入与遗传和免疫信号整合在一起,从而影响宿主的新陈代谢和免疫等反应。一般情况下,肠道菌群保持一定的稳态,从而维持肠道黏膜屏障的完整及功能,当肠道菌群紊乱后会影响肠黏膜的通透性,打破平衡,从而影响宿主的代谢和免疫,影响肿瘤性、代谢性等疾病的发生发展。

最新研究发现肠道微生物可能通过诱导基因突变,通过慢性炎症破坏细胞增殖和凋亡的平衡、启动不必要的固有和适应性免疫反应等,导致血液肿瘤的发生和发展[1]。而血液恶性肿瘤性疾病经过多次化疗、移植及频繁使用广谱抗生素等会打破肠道菌群的稳态,影响肠道菌群的多样性,导致肠道菌群发生紊乱,影响宿主的免疫系统及影响宿主造血恢复。

肠道菌群是先天性和适应性免疫以及造血功能的一个关键的外在调节因子[2]。肠道微生物主要通过其代谢产物短链脂肪酸(short chain fatty acid,SCFA)发挥免疫调节作用,研究发现SCFA能下调促炎性细胞因子IL-6和TNF-α,上调抗炎性细胞因子IL-10,抑制T、B淋巴细胞增殖,SCFA能上调Fas促使T淋巴细胞凋亡并抑制其在炎性肠黏膜处聚集。肠道微生物及SCFA通过上调肠道归巢分子及FoxP3转录分子诱导肠道调节性T细胞(Treg)细胞的分化和增殖,从而调节免疫[3]。宿主通过肠道微生物调节造血的机制是细菌的代谢产物通过血液进入骨髓激活MyD88依赖性TLR途径和NOD1途径,诱导骨髓间充质干细胞产生干扰素,激活STAT1信号通路,作用于造血干/祖细胞,此外,代谢产物中的脂多糖也可直接作用于造血干/祖细胞,通过这两种方式共同抑制造血[4]。对于血液恶性病患者肠道菌群结构与多样性发生改变,主要表现在:肠道大肠埃希菌呈现过度增长趋势,有益菌柔嫩梭菌减少或缺失,以及粪肠球菌、硫磺肠球菌、约氏不动杆菌等肠道内一些细菌呈现特异性增长等,从而去影响疾病的发生、发展,同时增加感染发生和疾病复发的可能[5](见表1)。

表1 血液系统恶性肿瘤微生物群主要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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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白血病,研究发现肠道微生态与白血病治疗之间存在相互作用,化疗过程中,微生物群会发生变化,肠道微生物丰富度会逐渐下降,但同时肠道菌群也会反过来影响化疗药物的疗效和毒性。最近的研究发现,化疗前肠道微生物群的多样性和组成可以预测化疗相关的胃肠道反应、粒细胞减少、血流感染等并发症的发生,且这些并发症可以通过调节肠道微生物而得到改善[6]。而对于造血干细胞移植术后,拟杆菌减少,微生物以肠球菌为主,肠球菌及其释放的毒素能加重肠黏膜上皮细胞损伤,此外肠道共生菌比例减少导致Treg细胞生成减少,多种因素加重GVHD,移植后早期发生肠道微生态失调的移植患者后期发生GVHD风险增大,GVHD相关死亡率增高[7]。

移植过程中肠道菌群的变化亦被认为与感染的发生、免疫重建的延迟等相关,同样也可能成为治疗的潜在靶点。目前干预肠道菌群的治疗策略主要包括抗生素应用、饮食调整、益生菌治疗及粪菌移植(FMT),其中FMT作为一种另类的“器官移植”,越来越得到重视。2020年,欧洲血液和骨髓移植学会和中华医学会血液学分会均将FMT列入激素耐药急性移植物抗宿主病(aGVHD)的治疗方案之一。但是FMT对于aGVHD的作用机制仍尚不明确,目前认为健康供体的粪菌可使aGVHD患者肠道菌群结构和功能的失衡状态得到恢复,进而改善相关的临床症状。此外,补充肠道益生菌及其代谢产物、调控肠道区域免疫及全身免疫应答、还原菌群的定植抗性等也可能是FMT发挥作用的潜在机制。FMT通过改变肠道菌群及免疫应答状态,从而影响肿瘤免疫治疗的疗效。但目前,针对肠道菌群、FMT在血液系统肿瘤免疫治疗中的相关研究仍较欠缺,可能成为未来研究的热点。但是,面对血液病患者这一群特殊对象,FMT作为一项新技术应用的安全性和有效性,还有很多问题尚未回答,仍然需要长期、反复和大样本的临床试验进行论证[8]。

参考文献:

1. Yuan L, W ang W, Zhang W, et al. Gut Microbiota in Untreated Diffuse Large B Cell Lymphoma Patients. Front Microbiol.2021,12:646361.

2. 魏同,席亚明,毛夏丽,等.肠道微生态与造血关系的研究进展[J].临床血液学杂志,2020,33(3):229-232.

3. 毛丹,陈宇,盛立霞,等.肠道微生态与血液系统肿瘤患者免疫功能关系的研究现状[J]. 国际输血及血液学杂志,2020,43(5):5.

4. Hannah Y, Baldridge M T, King K Y. Hematopoiesis and the bacterial microbiome[J]. Blood, 2021,132(6):559-564.

5. D'Angelo Christopher R, Sudakaran Sailendharan, Callander Natalie S. Clinical effects and applications of the gut microbiome in hematologic malignancies[J]. Cancer, 2021,127: 679-687.

6. 毛夏丽,席亚明,魏同,等.肠道微生态与白血病的研究进展[J].中国微生态学杂志, 2020,32(12):1476-1481.

7. 王利,高蕊,刘书锋,等.肠道微生物在造血干细胞移植中的作用研究进展[J].中国实验血液学杂志,2018,26(1):5.

8. 吴德沛,赵晔.重视粪菌移植在血液系统疾病治疗中的价值[J].中国实用内科杂志,2021,1(4):265-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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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军教授:砥砺前行,为患者争取长久生存,共商良策,为患者谋取最大福祉 2024-02-01
近年来,白血病、淋巴瘤和骨髓瘤等领域的基础与临床研究取得了巨大的进展,为血液肿瘤的治疗带来了革命性的突破。为促进我国淋巴瘤和骨髓瘤学科更加繁荣的发展,搭建融合不同学术思想、为医学发展服务、为医患服务的综合交流平台,提高淋巴瘤、骨髓瘤医务工作者的诊疗水平,“中国临床肿瘤学会(CSCO)白血病专家委员会、淋巴瘤专家委员会及骨髓瘤筹备委员会工作会议暨2024年CSCO血液及淋巴瘤、骨髓瘤疾病学术大会”于2024年1月26-28日在海口线下举办。会议期间,医脉通特邀本次大会主席之一哈尔滨血液病肿瘤研究所马军教授接受采访,谈谈本次大会的中心主旨和对我国血液肿瘤领域未来的展望。   作为本次大会的主席之一,我非常期待这次的会议。本次大会致力于提供一个高质量的学术交流平台。通过面对面的方式,与大家分享国内外的经验和学术报告,来了解最新的白血病、淋巴瘤和骨髓瘤治疗方法和药物。 特别值得期待的是创新药物专场,我们邀请了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以及药品安全监管司的老师和政府官员参加会议,他们将为我们提供关于血液肿瘤领域创新药物,包括细胞治疗和基因治疗的意见和指导。 此外,我们还邀请了跨国公司、民族企业、生物公司和不同领域的专家参与会议,以形成医药一家、医患一家、医政一家共同合作的局面。我们相信,只有三方齐心协力,才能真正实现本次会议的核心目标,即为患者的利益而奋斗。 今年,我们将根据白血病专家委员会和淋巴瘤专家委员会的工作总结,制定2024年的工作计划。以患者为中心的工作计划,主要宗旨是推动患者的规范化治疗,这是2024年的重要工作计划。今年,我们将通过巡讲走基层的方式,全面推动患者的全程化管理。同时,将新药的介绍和临床试验的介绍结合起来,旨在为血液病和淋巴瘤亚专科的医生提供标准化治疗方案,并促进药物创新的转化。在推动患者规范化治疗的过程中,我们将积极推动基础医学和临床医学的互相结合。通过加强学术研究和合作,我们将为更多创新药物在白血病、骨髓瘤和淋巴瘤等领域中的应用提供支持。 我们对血液肿瘤领域的研究已经进入第五代,对于这个领域的发展,我对中青年医务工作者寄予了厚望,希望他们能够接过接力棒,能够充满激情和责任心的投身于血液肿瘤的研究,继续在这条艰辛的长征路上前行。我们的目标是使中国的血液肿瘤研究与国际接轨,并与国际同行,为血液肿瘤患者争取更长的生存和最佳的临床效果而不懈努力。
陈苏宁教授解读阿伐曲泊帕治疗急性白血病化疗相关性血小板减少症的疗效及安全性 2024-02-01
化疗相关性血小板减少症(CIT)为化疗常见的不良反应,其发生率与肿瘤类型、治疗方案和化疗周期等有关1。蒽环类药物和阿糖胞苷是急性白血病常用的化疗药物,具有较强的骨髓抑制毒性。因此,急性白血病患者的骨髓抑制通常较实体肿瘤更为严重,CIT往往达到3~4级2。 在近期闭幕的第65届美国血液学会(ASH)年会上,新一代小分子促血小板生成素受体激动剂(TPO-RA)阿伐曲泊帕治疗急性白血病化疗相关性血小板减少症的最新研究3数据公布,验证了其在血液肿瘤CIT治疗中的疗效与安全性。现特邀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陈苏宁教授对研究结果进行精彩解读和点评。 研究背景 CIT是急性白血病患者常见的治疗并发症,会导致患者的出血风险增加和预后不良,现有治疗策略主要为血小板输注、重组人白细胞介素-11(rhIL-11)和重组人血小板生成素(rhTPO),但上述治疗方案仍存在一定局限性,部分患者治疗效果并不理想。因此,CIT的治疗仍面临着较多挑战。 阿伐曲泊帕是新一代TPO-RA,在美国、欧洲和中国已获批用于治疗择期行诊断性操作或者手术的慢性肝病相关血小板减少症的成年患者;此外,在美国和欧洲还被批准用于治疗对既往治疗反应不佳的成人慢性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症患者。本研究旨在确定阿伐曲泊帕治疗急性白血病化疗后血小板减少症的疗效和安全性,为该药物在临床中的应用提供更多循证医学证据。 研究方法 研究收集了24例发生3/4级CIT的急性白血病患者的临床资料(第3-28天)。所有患者均口服阿伐曲泊帕治疗,剂量为40mg/d。当患者的血小板计数<20×109/L或发生出血事件时,予以血小板输注。当患者达到完全缓解(CR),即血小板计数增加至>100×109/L或较基线水平增加>50×109/L,则停止使用阿伐曲泊帕。 研究结果 24例CIT患者的中位年龄为38岁,其中14例患者被诊断为急性髓系白血病(AML),9例患者被诊断为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ALL),1例患者被诊断为混合表型急性白血病(MPAL)。 AML患者的化疗方案包括地西他滨联合维奈克拉、地西他滨联合阿糖胞苷、三氧化二砷联合维甲酸、阿扎胞苷联合维奈克拉、阿扎胞苷联合中等剂量的阿糖胞苷。ALL患者的化疗方案包括CD19特异性CAR-T细胞治疗、地西他滨、贝林妥欧单抗、IVP方案(伊达比星、长春地辛和泼尼松)、阿扎胞苷联合维奈克拉和西达本胺。MPAL患者化疗方案为地西他滨联合维奈克拉。 基线时,10例患者发生了3级CIT,14例患者发生了4级CIT,最低血小板计数的中位数为19×109/L。 治疗期间,14例患者接受了血小板输注。达到CR的中位时间为6天,无患者因不良反应或对药物不耐受而停止治疗。 与使用阿伐曲泊帕治疗前相比,治疗后患者的血小板计数显著提升(P=0.0001)。 停药7天后,22例(91.67%)患者的最佳血小板计数达CR标准。 研究结论 阿伐曲泊帕可有效增加急性白血病患者化疗后的血小板计数,且安全性良好,是CIT患者的有效治疗选择。 陈苏宁教授点评 CIT为常见的化疗相关性血液学不良反应,可增加出血风险、延长住院时间、增加医疗费用,导致化疗剂量强度降低、时间推迟、甚至治疗中止,从而影响抗肿瘤疗效,不利于患者的长期生存1。《中国肿瘤化疗相关性血小板减少症专家诊疗共识(2019版)》指出1,CIT预防和治疗的主要措施为输注血小板和给予促血小板生长因子(rhIL-11、rhTPO)。然而,血小板输注易增加感染传染性疾病的风险,或使患者体内产生血小板抗体,导致输注无效或输注后免疫反应4。rhTPO和rhIL-11虽然可以减轻化疗后血小板计数下降的程度,减少血小板输注的次数,但rhTPO可能产生中和抗体;rhIL-11易造成心脏毒性等不良事件4,且二者均为皮下注射,长期应用会降低患者的依从性5。因此,临床亟待寻求给药方式更为便捷且安全有效的促血小板生成药物。 阿伐曲泊帕是新一代口服TPO-RA,通过与TPO受体跨膜区结合,激活人体内TPO受体,刺激信号转导并模拟TPO的生物学效应,提升血小板计数5。其次,口服给药能减少患者的住院时间和频繁往返医院的次数,可更好地满足院外管理需求;同时,因其分子结构中不含金属离子螯合基团,故不受饮食限制,可与餐同服,患者依从性高6。此外,该药物不含潜在肝毒性基团,无肝脏相关不良事件的发生风险,安全性良好7。既往已有研究结果表明阿伐曲泊帕在CIT的治疗中显示出良好的疗效,展现出了较大的临床应用潜力1,8。本研究结果显示,阿伐曲泊帕可有效提升急性白血病患者化疗后的血小板水平,且安全性、耐受性良好,证实了以往的研究结果。 综上所述,阿伐曲泊帕为急性白血病并发CIT的患者提供了高效、安全、便利的治疗选择,在CIT防治领域的应用前景广阔。未来,希望研究者们能针对更多的瘤种和更多的患者展开前瞻性研究,进一步验证阿伐曲泊帕为CIT群体带来的获益。
张磊教授:ITP二线治疗“欣”进展,助推临床疗效“欣”提升 2024-02-01
原发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症(ITP)是一种获得性自身免疫性出血性疾病,以无明确诱因的孤立性外周血血小板计数减少为主要特点。60岁以上老年人是ITP高发人群,育龄期女性发病率略高于同年龄组男性,老年患者致命性出血发生风险明显高于年轻患者[1]。ITP主要发病机制是血小板自身抗原免疫耐受性丢失,导致体液和细胞免疫异常活化,共同介导血小板破坏加速及巨核细胞产生血小板不足。ITP的典型症状包括皮肤黏膜出血、瘀斑、牙龈出血、鼻出血和月经过多等,严重病例可能会出现呕血、黑便、血尿等症状,甚至颅内出血,部分患者无明显出血表现,仅在体检时发现血小板计数减少。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这为一线医务工作者指明了方向和思路,也为医疗学科建设和发展提出更高要求。ITP的治疗遵循个体化原则,在治疗不良反应最小化基础上提升血小板计数至安全水平,减少出血事件,关注患者健康生活质量[1],这对医务工作者深入研究ITP病理生理机制,探索不同靶点的新型药物及不同类型药物的联合治疗策略,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随着我国医疗水平的稳步提升,ITP诊疗领域的发展取得了长足发展,广大医务工作者始终牢记使命、恪尽职守,拓展科学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为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守护人民健康贡献力量。 本期“星访谈——医生说”系列访谈特邀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医院(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学研究所)张磊教授,就我国ITP诊疗原则及相关适应症临床研究成果进行深入的解读与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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